公元1709年盛夏，修缮一新的北京城愈发彰显出共和新都的气象，故宫博物院全面开放，共和广场人流如织，南北商贸通达，边疆安定祥和，首任大总统赵罗履职后，恪守宪法、推行善政，国内民心凝聚、国力稳步回升，一扫昔日战乱凋敝之象，东方大国的蓬勃生机，已然越过重洋，传遍世界各国。
此前十余年，中华大地深陷改朝换代的战火，满清政权崩塌，新生的共和政体又颠覆千年帝制，与西方诸国熟知的东方君主制截然不同，欧洲、南洋、日本各国皆持观望态度，迟迟未予这个新生国家正式承认。
而随着全国大选圆满落幕、共和政体彻底稳固、疆域一统、边防强盛、经济复苏，中华共和国以独立自主、国力强盛的姿态，正式登上国际舞台，再也无人敢小觑。各国政府看清大势，纷纷摒弃观望，相继派出使节，跨越山海，奔赴北京，请求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昔日沉寂的东方国门，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万国来朝。
最先遣使来京的，是与沙俄夙怨颇深的瑞典。瑞典国王听闻中华共和国在恰克图挫败沙俄扩张、与沙俄签订平等条约，又深知其国力强盛，当即派出以公爵为首的使节团，携带国书与珍宝，率先抵达北京，请求建交通商、缔结攻守同盟，借助中华之力牵制沙俄，缓解欧洲大北方战争的压力。
紧随其后，英国、法国两国也先后派出官方使节。彼时欧洲启蒙思潮渐起，英法两国急于开拓东方庞大的商品市场与原料产地，更对中华颠覆帝制、建立共和的全新政体充满好奇。两国使节携带国王亲笔国书，携带工业制品、西洋器物、珍奇特产，浩浩荡荡入京，正式递交国书，承认中华共和国的国际地位，请求开放通商口岸、建立平等外交关系。
南洋诸国中，葡萄牙早已占据澳门，深知中华内地一统、国力恢复，再无殖民可乘之机，当即遣使入京，主动承认澳门主权归属中华，仅请求保留通商居住之权，率先与中华敲定建交条约，稳固南洋贸易利益。
短短数月间，北京城内各国使节云集，不同肤色、不同服饰的异域来客，穿梭在京城街巷，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昔日只对封建王朝朝贡的番邦使节，如今皆以平等外交的姿态，登门拜访，承认这个全新的共和国家，中华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西方世界的广泛认可。
而在一众来使中，荷兰的处境最为尴尬。
早年中华复兴军横扫南洋、驱逐荷兰殖民势力，收复南洋诸多岛屿，荷兰东印度公司损兵折将、丧失大片殖民地与贸易利益，对新生政权心存芥蒂，一直暗中敌视、断绝贸易往来。可如今，中华共和国一统华夏、国力蒸蒸日上，不仅掌控东亚、南洋贸易命脉，更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荷兰东印度公司无力抗衡，再僵持下去，只会彻底失去东方市场，彻底断绝贸易利益。
万般无奈之下，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被迫派遣专使，携带文书赶赴北京，放下身段登门求和，一面为早年的殖民冲突致歉，一面请求解除贸易禁令、恢复双边商贸往来，姿态放得极低。
赵罗与内阁商议后，秉持**“既往不咎、以利为本”**的原则，给出了明确的谈判底线：其一，荷兰必须为早年殖民侵扰、挑起战事赔偿白银五十万两，作为战争损失与百姓抚恤；其二，荷兰开放占据的爪哇、苏门答腊部分岛屿港口，供中华商船停靠、补给、通商，不得收取苛重税费；其三，双边贸易平等往来，不得歧视华商、不得加收重税，荷兰商船进入中华海域，需遵守中华律法。
荷兰使节起初试图讨价还价，妄图减少赔偿、拒绝开放岛屿，可赵罗态度强硬，直言“不接受条件，便永久断绝贸易往来，中华水师将全面封锁南洋航道”。荷兰东印度公司无力与中华抗衡，更舍不得放弃东方庞大的贸易市场，最终只能被迫接受全部条款，签订《中荷通商修好条约》。
至此，中荷昔日恩怨一笔勾销，双边贸易正式重启，中华商船得以顺利进入南洋深处，对外贸易版图进一步扩大。
这边与西方诸国建交谈判刚落定，东方的日本也传来重磅消息。
日本国内西南诸藩与德川幕府的内战终告结束，西南诸藩击败幕府势力，掌控日本政权，组建革新派新政府。新政府早已看清中华共和国的强盛实力，更钦佩其共和革新的政体，当即主动派出外交使节，乘船奔赴北京，宣布废除德川幕府时期的所有保守政策，正式与中华共和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互派常驻使节，开展商贸、文化交流。
自明末以来，中日两国因战乱、闭关，外交关系长期中断，此番重新建交，意义非凡，彻底打通了东亚两国的外交、商贸通道，周边朝鲜、琉球等小国，也纷纷效仿，遣使入京，归附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