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頵死了，徐绾被擒杀，许再思不知所终。杭州兵变，就这么结束了。但钱镠付出的代价——一座被烧毁一半的杭州城，一个在宣州做了好几年人质的儿子——让他刻骨铭心。
这一年是天复二年。两年之后，朱全忠弑杀了唐昭宗。五年之后，朱全忠篡唐称帝，建立后梁。同一年，后梁封钱镠为吴越王。吴越国正式立国。
后来的人提起吴越国，都说钱镠是“保境安民”的贤王，说他把两浙治理得富庶繁华，“钱塘富庶盛于东南”。但很少有人记得，在成为吴越王之前，他在自己的老家被人逼得翻墙逃跑，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当了人质。
钱传瓘后来继承了吴越王位，做了第二代君主。他执政期间，依然奉行父亲“保境安民”的国策，不争不抢，埋头经营。吴越国一共传了三代五王，历七十二年，是五代十国中享国最久的割据政权之一。
但钱传瓘每次提起宣州的那几年，都只是摇头笑笑，从来不多说。只有一次，他跟自己的儿子提起祖父钱镠，说了这么一句：“你爷爷当年对我说，‘天下是你欠我的’。后来我才明白，他不是欠我，他是欠这个乱世一个交代。”
他顿了顿，又说：“我们钱家，欠的都是命。”
司马光说：
钱镠以私盐贩子起身，据有两浙，绝非侥幸。观杭州之变，徐绾、许再思以武勇都精兵叛于内，田頵率宣州大军压于外，腹背受敌，情势危殆。钱镠内不慌于翻墙之辱，外不失于遣子为质之计，隐忍图存，终化险为夷。此非有大智大勇者不能为也。
然则细思此乱之根源，实不在徐、许二贼之奸，亦不在田頵之贪。根源何在？在钱镠所倚仗的武勇都本身。武勇都的兵源，大多来自孙儒败亡后的散兵游勇，跟徐绾同出一脉。钱镠用其勇而不防其变，养其众而不制其心，终至肘腋生变。可见藩镇割据之世，所谓精兵，往往也是最大的隐患——兵是刀，握好了能杀人，握不好就割自己的手。
五代十国，天下分崩，非独中原板荡，东南亦不安宁。钱镠此役能挺过来，三分靠运气，三分靠谋略，还有三分，靠的是杨行密不愿意看田頵坐大。可见乱世之中，敌人的敌人未必是朋友，但至少可以暂时不是敌人。
至于剩下那一分，大概要归功于他跑得快。
作者说：
翻看这段历史，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钱镠为什么不杀了徐绾？
这听起来像一句废话。徐绾是叛将，钱镠当然想杀他。但我的意思是——在兵变之前，徐绾作战不力、害顾全武被俘的时候，钱镠为什么不早下手？
因为钱镠不敢。
武勇都是钱镠手里最能打的部队，而徐绾在这支部队里有着深厚的人脉。杀了徐绾，武勇都就会变成一只被捅了的马蜂窝。所以钱镠只能忍，只能猜忌而不动手，只能等对方先出牌。结果他等来的，是衣锦城的一场鸿门宴和杭州城的一把大火。
这让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时候，一个领导者明知道某个人有问题，却迟迟不动手，不是因为他心慈手软，而是因为他知道动这个人的代价他付不起。徐绾不是一个人，他身后站着一整支武勇都。杀了徐绾，就得连武勇都一起清理——而钱镠的政权，离了武勇都就转不动。
这就是政治中最残酷的真相：你的敌人往往不是外人，而是你赖以生存的力量本身。
钱镠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什么？不是提前剪除，而是等。等徐绾自己跳出来，等田頵介入，等杨行密权衡利弊，等时间替他解决问题。这种“隐忍”被后世称为大智慧，但换个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赌博——赌的是自己能活到牌局结束。
钱镠赌赢了。很多人赌输了。区别只在于，赢了的人被写进史书叫做“能忍”，输了的人连名字都留不下来。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钱镠遣子为质的时候，史书上说“镠遍诸子，皆面有难色，时年十六岁的钱传瓘此刻挺身而出”。这句话很轻，但细想起来极重。钱镠的儿子不止一个，为什么偏偏是十六岁的老七站出来？那些年长的哥哥们，面有难色的那一瞬间，心里在想什么？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钱传瓘在宣州做质子的几年里，他的父亲在杭州继续扩张势力，修筑海塘，经营两浙。吴越国的根基，正是在这几年里夯实下来的。而这一切，是用一个少年在异乡的惊惶夜晚换来的。
乱世里没有干净的选择。每一个活下来的人，手里都沾着东西——有时候是血，有时候是债。
本章金句：
翻墙不是逃跑，是换一个方向进攻。低头不是认输，是把欠的债记下来，将来加倍还。
如果你是文中的主人公：
假如你是天复二年的钱镠，田頵兵临城下，粮道断绝，杨行密态度暧昧，你的儿子在宣州做人质，你在杭州城里坐在一片瓦砾之间，手里还剩多少牌可以打？你会选择死守到底，还是另寻出路？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破局之策——或者，如果你觉得此局无解，也请告诉我，你觉得钱镠的哪一步走对了，哪一步走错了。一千两百年后，我们隔着时间，复盘这场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