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过得很快。
苏晚的工作越来越顺利，她说公司要给她办一个个人画展，就在明年初。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整个人都在发光，像一棵终于找到了阳光的植物，拼命地往上生长。
“何迪，你到时候一定要来。”她拉着我的手，语气里带着撒娇。
“当然要来。”
“你要穿得帅一点，站在我旁边，让别人看看我的男朋友有多帅。”
“你是开画展还是选美？”
“都是，”她笑了，“画展是我的作品，你是我的作品。”
“我是你的作品？”
“对啊，”她认真地点了点头，“是我用爱情画出来的作品。”
我被这句话逗笑了，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
“你这个人说话越来越像艺术家了。”
“我本来就是艺术家，”她理直气壮地说，“只是以前没有人相信我。现在有你了，我相信自己了。”
她踮起脚尖，在我的嘴唇上亲了一下，然后转身跑进了公司的大门。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电梯间里，心里涌上来一股温暖的感觉。
那种感觉叫幸福。
但幸福这个东西，有时候像握在手里的沙子，你越想抓紧，它流失得越快。
一月的时候，苏晚的个人画展终于有了确切的消息。公司在天河区的一个小型美术馆给她租了一个展厅，展期定在三月中旬，刚好是广州木棉花开的季节。她知道这个消息的那天晚上，兴奋得像个孩子，在出租屋里跑来跑去，把画具碰倒了好几次。
“何迪，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双手撑在我的肩膀上，整个人跪坐在沙发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可以靠我自己活下去了，”她说，声音忽然变得有些哽咽，“不用靠任何人，不用靠我妈，不用靠那个男人，不用靠你。就靠我自己。何迪，你知道吗，我活了二十六年，这是第一次觉得——我可以。”
我伸手把她拉进怀里。她很轻，轻得像一捆画布，落在我的怀里的时候几乎没有重量。
“你一直都可以，”我说，“你只是以前不相信。”
“因为以前没有人告诉我，”她把脸埋在我的脖子里，声音闷闷的，“你是第一个让我相信的人。”
她开始为画展做准备。每天下班之后就在出租屋里画画，常常画到深夜。有时候我去找她的时候，她还在画架前忙碌，身上穿着那件沾满颜料的旧卫衣，头发用一支铅笔别在脑后，手指上全是丙烯颜料，指甲缝里卡着各种颜色。
“你先睡，”她头也不回地说，“我还要画一会儿。”
“几点了还画？”
“灵感来了挡不住，”她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你不知道，灵感这种东西跟台风一样，来了你就只能让它刮。”
我靠在床头看着她。她的背影在台灯下被拉得很长，投在对面的墙上，像一个在跳舞的影子。她的手在画布上快速地移动着，每一笔都果断而有力，跟平时那个柔柔弱弱的苏晚判若两人。在这个时刻，她不是我的女朋友，不是谁的附属品，她是一个画家，一个创作者，一个在画布上建立自己王国的人。
那天晚上她画到凌晨三点才上床。钻进被窝的时候她的手脚冰凉，像一条蛇一样贴在我的身上。
“好冷，”她哆嗦着说，“广州的冬天怎么这么冷。”
“因为你是湛江人，怕冷。”
“你抱紧我。”
我搂紧了她，把她的手脚夹在我的腿中间。她的身体慢慢地暖和起来，呼吸从急促变得平缓。
“何迪，”她在黑暗中轻声说，“你说我妈妈会来看我的画展吗？”
“会的。”
“可是湛江到广州要坐五个小时的高铁。”
“她会来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是你的妈妈。”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何迪，你知道吗，你总是能说出最让人安心的话。”
“这不是安心的话，这是事实。”
“事实就是最让人安心的话。”她在我的嘴唇上亲了一下，然后翻了个身，背对着我，把后背贴在我的胸口上。“晚安。”
“晚安。”
我搂着她，听着她的呼吸声从清醒变得模糊，从模糊变得均匀。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墙上投下一道银白色的光带，像一条安静的小溪。
方芷晴在那之后联系我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从之前的隔天变成了三四天一次，从之前的闲聊变成了公事公办的售后咨询。她没有再邀请我参加任何活动，没有再发那些恰到好处的问候，也没有再问我“你快乐吗”。
但我知道她不是放下了，而是在退后。她是一个懂得分寸的人——当她知道一段关系没有可能的时候，她会主动退出，不给对方任何压力，也不给自己任何难堪。这种克制比任何纠缠都要让人心疼，因为克制意味着她在乎，但她选择把这份在乎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
一月的第三个星期，她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条消息：“何迪，那辆Panara的故障灯问题处理好了，谢谢你安排。”
“不用谢，应该的。”
“对了，我听说你们公司下个月有一个试驾活动？”
“是的，2月18号，在天河保时捷中心。你有兴趣？”
“可能吧，看时间安排。到时候如果去的话，提前跟你说。”
“好。”
对话到此结束。没有多余的表情，没有多余的字。干净利落，像她这个人一样。
我看着屏幕上那几行简短的对话，忽然想起她说的一句话——“何迪，你适合我。但你还没有准备好。”她说得对，我没有准备好。不只是因为她不会把我放在第一位，更是因为我在她面前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她的世界太大了，大到我的存在只是其中的一小块拼图；而我的世界又太小了，小到她的存在会占据所有的空间。这种不对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我们不可能。
但“不可能”不代表“不在意”。有时候深夜醒来，我会想起她在桂花树下吻我的那个晚上，想起她说“何迪，你知不知道你有一张让人想靠近的脸”，想起她在酒庄的地窖里跟我说“我不急”。这些记忆像一些被压在抽屉底部的旧照片，平时不会翻出来看，但偶尔看到的时候，会让人愣很久。
二月的时候，广州终于有了春天的迹象。木棉树开始打苞，光秃秃的枝头上冒出一个个暗红色的花蕾，像一些还没有点燃的小火把。街上的行人脱掉了厚重的冬衣，换上了轻薄的外套，整个城市像刚从冬眠中苏醒的动物，慢慢地恢复了活力。
苏晚的画展进入了最后的筹备阶段。她选出了十五幅作品，全部都是她在过去半年里画的——有风景，有人物，有抽象，有写实。其中有一幅画被她定为展览的主打作品，放在展厅最中央的位置。那幅画画的是一扇窗户，窗外是暴雨如注的夜晚，窗内是一个男人的侧影，逆光，看不清面容，但能看出他正看着窗外。画的名字叫《守夜人》。
“这幅画是画的谁？”我问她，虽然我已经知道了答案。
“你，”她说，没有回避，“是台风那天晚上的你。你站在阳台上看外面的风雨，我在后面看你的背影。那个画面我记了很久，后来就画了下来。”
“你为什么不画我的脸？”
“因为不需要，”她看着那幅画，眼神很温柔，“画了脸就不是‘守夜人’了，就成了‘何迪’。我要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意象——一个在暴风雨里守护着什么的男人。这个意象比具体的某个人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