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何迪？”
“阿姨好，”我走上前，伸出手，“我是何迪。”
她没有握手，而是上下打量了我一遍。目光从我的脸上扫到脚上，又从脚上扫回脸上，像在菜市场检查一条鱼是否新鲜。
“开车来的？”
“是的，车停在地下停车场。”
“什么车？”
“保时捷。”我说。
她挑了挑眉毛，没有说话，拎着编织袋朝停车场走去。苏晚跟在我旁边，小声说：“她不是故意的，她只是——”
“我知道，”我说，“没关系。”
上了车之后，她妈妈坐在后座，编织袋放在旁边。苏晚坐在副驾驶上，不停地从后视镜里看她妈妈的脸色。她妈妈倒是很平静，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广州街景，偶尔问一句“这是什么地方”、“那栋楼是做什么的”。
“何迪，你做汽车销售的？”她忽然问。
“是的，在保时捷中心做销售主管。”
“收入怎么样？”
“妈——”苏晚急了。
“阿姨，收入还可以，”我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够用的。”
“在广州买房了吗？”
“暂时还没，在攒首付。”
她点了点头，没有再问。车里安静了下来，只有发动机的低鸣和空调的风声。苏晚绞着手指，我握着方向盘，她妈妈看着窗外。三个人各怀心思，被一层薄薄的、看不见的膜隔开着。
到了苏晚的出租屋，她妈妈站在门口环顾了一圈，目光从脱皮的墙面扫到老旧的家具，从阳台上那几盆绿植扫到窗台上那束已经干枯的雏菊——若晴送的那束，苏晚一直舍不得扔，干了之后插在瓶里，反而有了一种别样的美感。
“你就住这里？”她妈妈的声音听不出情绪。
“嗯，”苏晚站在旁边，像个等着老师打分的学生，“有点小，但是——”
“不小，”她妈妈打断了她，放下编织袋，走到窗台边，看着那束干花，“这花是你买的？”
苏晚犹豫了一下，看了我一眼。
“是朋友送的。”她说。
“什么朋友？”
“一个……”她咬了咬嘴唇，“一个很好的朋友。”
她妈妈没有追问，转过身来看着那张摆满早餐的餐桌。粥已经凉了，肠粉也坨了，油条软塌塌地躺在盘子里。
“你们还没吃饭？”
“等你来一起吃，”苏晚说，“我去热一下。”
“不用了，”她妈妈坐下来，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肠粉，塞进嘴里，“凉了也能吃。以前在菜市场，凉饭凉菜吃了二十年，不差这一顿。”
苏晚的眼眶又红了。她在我旁边坐下来，低着头，筷子在碗里戳来戳去，一口都没吃。
“吃啊，”她妈妈看了她一眼，“愣着干嘛？”
“妈……”
“别‘妈’了，吃饭。吃完饭带我去看你的画。”
苏晚抬起头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妈，你不生气了？”
她妈妈放下筷子，看着苏晚。那张被岁月和海风吹得粗糙的脸上，有一种说不清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心疼，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更复杂的东西。像是一个人在暴风雨里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但又不确定那个地方是否真的安全。
“生什么气？”她妈妈的声音忽然变得柔和了一些，“你都开了画展了，我还生什么气。”
“可是我之前——”
“之前的事过去了就算了，”她妈妈拿起筷子，给苏晚夹了一块油条，“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苏晚低下头，眼泪掉进了粥碗里。她端起碗喝了一口，咸的——分不清是粥的咸还是眼泪的咸。
那天下午，苏晚带她妈妈去了展厅。画展已经结束了，但展厅的工作人员认识苏晚，特意给她开了门。她妈妈站在空荡荡的展厅里，一幅一幅地看那些还没撤走的画。她走得很慢，每一幅都要看很久，有时候会伸出手指轻轻地摸一下画布的表面，像在抚摸一个熟睡的孩子。
她站在《守夜人》前面，看了很久。
“这幅画的是他？”她问，没有回头。
“嗯。”苏晚站在她身后，声音很轻。
“台风那天晚上？”
“嗯。”
她妈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看着站在门口的我和苏晚。阳光从展厅的落地窗照进来，在她的身后铺开一片金色的光。
“他对你好吗？”她问苏晚。
苏晚看了我一眼，然后点了点头。
“好。”
“怎么个好法？”
“他……”苏晚想了想，“他会在台风天从市区开车到番禺来陪我。他会在我画画的时候安静地坐在旁边，什么都不做，就是陪着。他会记住我说过的每一句话，连我自己都忘了的那种。他从来不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负担。”
她妈妈听着，脸上的表情慢慢地变了。从最初的审视变成了一种柔软的东西，像冰在阳光下一点一点地融化。
“苏晚，”她说，“你过来。”
苏晚走过去，站在她妈妈面前。她妈妈伸出手，帮苏晚理了理额前的碎发，动作很轻，很慢，像在触碰一件易碎的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