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8年9月1日
地点：北平某小酒馆、菊儿胡同李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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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仲春主动约李树琼喝酒，是托人带的口信。没有纸条，没有电话，只是一个李树琼认识的小伙子跑到警备司令部传达室，说“赵站长请李处长今晚到老地方一叙”。李树琼知道那个“老地方”——西四牌楼往南，一条窄巷子里的小酒馆，门脸破旧，连招牌都没有。以前赵仲春请人吃饭都在大馆子，鸿兴楼、丰泽园、东兴楼，排场大得很。现在选这种地方，是不想让人看见。
傍晚六点，李树琼到了。酒馆里只有三四张桌子，墙上糊着发黄的墙纸，油渍斑斑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头，戴着老花镜，在算账，头都不抬。赵仲春已经坐在最里面的角落了，面前摆着一碟花生米、一碟猪头肉、一壶酒。他穿着一件灰布短褂，领口敞着，人比上次见面又瘦了一些，颧骨更高了，眼窝更深了，坐在那里像一把收起来的伞。
“李处长，坐。”赵仲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李树琼坐下。赵仲春给他倒了一杯酒，酒是白干，劣质的，有一股子辛辣的味道。李树琼端起来，抿了一口，嗓子眼像被火烧了一下。
赵仲春没有说话，先灌了自己一杯。他喝酒的样子不像以前那样慢条斯理了，以前是品，现在是倒。一杯下去，他的脸红了，眼睛也红了，像是有什么东西从里面往外烧。
“李处长，”他放下杯子，“咱们查了快一个月了。”
李树琼点点头。
“警备司令部、保密站、警察局、黑白两道，能用的关系都用上了。”赵仲春的声音很低，低得像是怕被柜台后面的老头听见。“你觉得，毛局长会不知道？”
李树琼的手顿了一下，筷子停在半空中。
赵仲春看着他，目光里有血丝。“他肯定知道。北平城就这么大，我们三个人到处打听，他能不知道？可他没有反应。没有电话，没有警告，没有任何动作。”
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酒馆里很安静。柜台后面的老头在拨算盘，噼里啪啦的，一下一下的，像骨头在响。窗外有人在走路，脚步声哒哒哒的，越来越远。天色暗下来了，路灯还没亮，屋里灰蒙蒙的。
赵仲春又灌了一杯酒。他的喉结上下滚动，酒液从嘴角溢出来一些，顺着下巴往下淌，他用手背一抹，继续说。
“李处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李树琼没有说话。
“要么他根本不在乎我们查什么——那我们在他眼里算什么？几个跳梁小丑，蹦跶几下，他懒得理。要么他早就知道我们查不到——那‘平津一号’根本就是假的。他放出风声，看谁在跳，谁在怕。我们三个，跳得最欢，怕得最狠。”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最后几乎只剩气声。“不管是哪种，我们三个在他眼里，都已经是死人了。”
李树琼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还是那么辣，烧得喉咙疼。他看着赵仲春的脸。那张脸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很憔悴，眼睛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吸干了。这个人，以前多得意。在保密站里说一不二，开会的时候坐在主位上，翘着二郎腿，笑眯眯地看的白干，像一条被人从水里捞出来的鱼，嘴巴一张一合的，喘不上气。
“李处长，你说，我们还能查下去吗？”
李树琼放下杯子。“赵站长想停？”
赵仲春沉默了很久。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的，节奏很慢。花生米在碟子里，他捏起一颗，放在嘴里嚼，嚼得很慢，像是在嚼石头。
“我不知道。”他说。“查了这么久，什么都没有。再查下去，也是浪费时间。可不查，我心里更不踏实。”他苦笑了一下。“你说，我这是不是贱？”
李树琼没有接话。他想起毛人凤在电话里的声音——温和的，客气的，滴水不漏的。那个人，从来不会让人看透。他可以在电话里跟你称兄道弟，转头就把你的名字写进黑名单。他可以说“你放心”，然后让你死得不明不白。赵仲春在保密局干了这么多年，比谁都清楚毛人凤的手段。可他清楚又怎样？他怕。他怕得要死。
两个人默默地喝着酒。酒壶空了，赵仲春喊老头再添一壶。老头慢吞吞地走过来，把酒壶拿走，又慢吞吞地送回来。李树琼先给赵仲春倒满，又给自己倒满。
“李处长，你说，毛局长到底在想什么？”赵仲春的舌头有些大了。“他到底想让我们干什么？查到了，他不高兴。查不到，他也不高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李树琼说：“也许他根本不在乎我们干什么。”
赵仲春愣了一下。然后他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不在乎。对。他不在乎。我们在乎什么？我们查来查去，查的是自己的命。他不在乎我们的命。我们死了，他再换一批人。北平城有的是想当站长的人。”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杯磕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他的手指在杯沿上摩挲着，一下一下的，像是在摸一把刀。
“李处长，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