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北的冬天，1945年12月25日，寒冷得能将呼吸冻成冰晶。
刚刚由中共东北局接收的松江市公共部（虚拟机构）小楼里，暖气管道发出空洞的嘶嘶声，却驱不散办公室里渗入骨髓的寒意。路显明坐在硬木椅子上，手指摩挲着搪瓷缸温热的外壁，目光穿过玻璃窗上凝结的冰花，望向庭院里被雪覆盖的枯树。
作为松江市公共分部副部长，他来到这座刚从日伪手中解放不到三个月的城市也不过才两周。到处是断壁残垣，人心惶惶，潜伏特务、土匪武装、国民党先遣人员像蛰伏在雪下的毒蛇，随时可能暴起伤人。锄奸与反特，这两项重担压在他肩上，让他额头的皱纹在这短短时间里深了几许。
“路副部长。”
机要秘书小陈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张薄薄的申请函。年轻人不到二十岁，脸上还带着稚气，但眼神已经学会了警惕。
“白清萍同志请求紧急约见，说有绝密情况只能向您一人汇报。”
路显明放下搪瓷缸，眉毛微挑：“白清萍？那个从延安一起来的？”
“是的，松江市财委新调来的档案管理科长，上个月才刚报到。”
路显明记忆的闸门打开了。白清萍，1939年从北平到达延安的知识女性，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转入公共部训练班。他记得1941年曾在延安一次会议上见过她，那时她二十出头，清秀的脸上有一双过于沉静的眼睛。传闻她接受过特殊训练，差一点就被派往上海工作，却因某种只有高层知晓的原因留在了延安，从此几乎从公开场合消失。
“让她进来。”路显明顿了顿，“小陈，你也留下记录。”
这不是不信任，而是规矩。再机密的汇报，也得有第三人在场。这是无数次血的教训换来的制度。
门再次被推开时，带进一股走廊的冷风。白清萍走了进来，反手轻轻关上门。
路显明抬眼望去，几乎没认出她。记忆里那个清秀的女干部已经不见了，站在面前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眼窝深陷的女人。她三十岁不到，却有着四十岁的疲惫，黑色棉袄裹着单薄的身躯，唯有那双眼睛，依然沉静如深潭——不，此刻那潭水起了涟漪。
“路副部长。”白清萍的声音很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清萍同志，坐吧。”路显明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听说你有紧急情况汇报？”
白清萍没有立即坐下，而是站着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积蓄勇气。小陈已经准备好纸笔，坐在角落的记录桌旁，垂下眼睛，避免直视。
“是的，非常紧急，也非常……敏感。”白清萍终于坐下，双手交叠放在膝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这件事我只能向您汇报，因为它涉及延安的绝密。”
路显明点点头，示意她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