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翻到了一九四六年的二月，松江的严寒丝毫未减。白清萍在公共部地下档案室工作，已经满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档案室确实“充实”了不少。组织上调来了三个年轻的女同志，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纪，充满干劲，分别叫王秀兰、赵春梅和孙玉珍。她们都来自本地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政治上清白，热情高涨，就是没什么经验。
白清萍名义上是副主任，负责“带一带”这几个新人。
实际上，她的工作被老周安排得明明白白——领着这三个姑娘，日复一日地整理那些堆积如山的旧档案。
从日伪时期的户籍册、物资登记，到解放初期各种零散的社会调查报告，浩如烟海。她们的工作就是分门别类，登记造册，把模糊的卷宗标题重新誊写清楚，然后归档到那些高大的铁皮柜子里。
这工作琐碎、枯燥，且……安全。安全到白清萍连公共部这个小院的门都已经整整一个多月没出去过了。
所有需要外联、送取文件、甚至去楼上其他科室沟通的事情，老周要么亲自去，要么就指派王秀兰她们跑腿。白清萍的活动范围，基本就被圈定在这栋楼，尤其是地下室这一片。
“白副主任，您看看这摞‘敌产清查记录’是归到‘敌伪经济’类，还是单列‘资产’类好？”王秀兰抱着一沓文件过来请示，脸上带着对新工作的认真。
白清萍接过，快速翻看了一下：“内容主要是房产和商铺登记，先归到‘敌伪经济’大类下的‘不动产’子类吧。等全部整理完，再做更细的索引。”
“哎，好嘞！”王秀兰抱着文件欢快地走了，继续和赵春梅她们低声讨论着分类细节。
白清萍的目光则不经意地掠过档案室那头——老周坐在他自己的桌子后面，位置刚好能纵观全室。
他多半时间都埋首在文件堆里，或者拿着一些显然更“新鲜”的卷宗仔细阅读，那些卷宗封皮颜色不同，有时上面还盖着红色的“密”字章。
但只要白清萍稍有起身去门口，或者视线在标着“特务案件”、“在押人员”、“近期简报”的柜子上停留久一点，老周那戴着老花镜的目光就会看似随意地扫过来。
监视。虽然无声无息，甚至戴着“关心同志”、“老同志坐镇”的温和面具，但白清萍太熟悉这种氛围了。她就像一件被暂时收进保险箱的敏感物品，既要放在看守者看得见的地方，又要确保她不会接触任何不该接触的东西。
“白副主任，这几箱整理好的旧档案清单需要送到市委档案处备案，您看是安排谁去？”有一次，孙玉珍指着墙角几个捆扎好的纸箱问道。按照规定，定期将已归档目录送交上级备案是例行公事。
白清萍刚想开口说自己去或者安排个人，老周的声音已经从那边传了过来：“玉珍啊，这事我来办。清单给我吧，箱子一会儿我让人搬上板车。”
老周放下手里的文件，走了过来，接过孙玉珍手里的清单册，转头对白清萍和气地笑了笑，声音却带着不容置疑：“清萍同志，你们女同志就尽量别往外跑了。现在市面上还不算太安稳，残匪特务可能还有漏网的，出大院毕竟有风险。这种跑外联的活儿，还是我来处理妥当。”
这话说得在情在理，充满了对女同志的“照顾”。白清萍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也回以一个理解的浅笑：“周主任考虑得周到，那辛苦您了。”
看着老周将清单册仔细夹进自己的公文包，然后招呼门外的勤务员进来搬箱子，白清萍心里那点刚想活动一下的念头又沉了下去。她坐回自己的硬木椅子，拿起下一份待整理的卷宗，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纸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