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像松花江上融化的冰凌，看似迟缓，却在不经意间已奔涌至一九四六年的六月。
关内的枪炮声越来越密集，报纸上的战报字眼愈发严峻。曾经“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短暂期望，如同阳光下脆弱的肥皂泡，在越来越灼热的硝烟气息中逐个破灭。全面内战的阴云，沉沉地压在了东北上空，也压在了松江这座刚刚喘息不到一年的城市心头。
公共部小楼里的气氛，变得和窗外阴晴不定的夏日天空一样，焦灼而紧绷。昔日的肃静被一种压抑的忙碌取代。走廊里脚步声匆匆，压低嗓音的交谈和争论不时从虚掩的门缝里漏出来。打包木箱的咯吱声，文件翻阅的哗啦声，以及昼夜不息的电台嘀嗒声，交织成一首临战前特有的、混乱而紧迫的交响。
撤退计划已经秘密传达并开始执行。一部分身体好、有战斗经验的同志将补充进野战部队，随军行动。另一部分则需要隐去身份，潜入地下，做好这座城池易手后长期斗争的准备。每个人的去向都在紧张的讨论和安排中，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决绝气息。
白清萍的去向，却早已被路显明以近乎独断的方式确定了——退往一江之隔的朝鲜。
这个安排，没有征求她的意见，甚至没有过多的解释。路显明只是在一次简短的工作交代后，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通知了她：“清萍同志，一旦形势有变，你的转移路线是过江去朝鲜。相关证件和联络方式，到时候会有人交给你。记住，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也不要擅自更改。”
白清萍默默地接受了。她知道，或者说，她早已从这近一年来的处境中明白，自己的“敏感”程度。来到松江后，除了档案室里那些故纸堆，她几乎没有接触过任何实质性的核心工作。连其他部门普通干部都能轮流下乡参加的土改工作队，她申请了几次，都被组织以“工作需要”、“另有安排”为由婉拒了。她就像一件被精心包裹、妥善存放的瓷器，既不能投入使用，也不能随意搬动，只能待在指定的、安全的角落。
路显明这个安排，不过是延续了这种“保管”思路——将她送到一个相对远离战火、也远离复杂斗争的“保险箱”里去。
销毁档案的工作变得频繁起来。不能带走的机密文件、敏感记录，必须在撤退前彻底处理掉。档案室后院那个原本用来烧热水的小砖炉，连日来黑烟不断，空气中弥漫着纸张燃烧后特有的焦糊气味。
这天下午，又一批标着“绝密”和“限内部传阅”的卷宗被搬到了炉边。白清萍和老周，以及临时调来帮忙的王秀兰、赵春梅，默默地将文件投入熊熊火焰中。火光映照着每个人沉默而凝重的脸，纸张在火中蜷曲、发黑、化为灰烬，像一段段被强制抹去的历史。
烧完最后一批，老周拍了拍手上的灰，眯着眼看了看天色，又看了看白清萍。他的新眼镜早就配好了，镜片后的目光依旧让人捉摸不透。
“清萍同志，”老周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只有他们两人能听清，“还有点‘东西’，比较特殊，不能烧，得埋起来。地点是早就选好的，很隐秘。这事儿……得你跟我去一趟。还有出去这段时间，你一定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白清萍愣了一下，抬起头看向老周。老周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里有一种罕见的、不容商量的郑重。
让她一起去？去埋藏东西？离开公共部小院，去郊外？
这将近半年来，除了极少数几次在院内活动，她几乎从未踏出过这栋楼和后面那片小宿舍区。所有需要外出的工作，无论巨细，老周都一手包办，理由永远是“外面乱”、“女同志不方便”。她就像一棵被移植到室内花盆里的植物，见不到真正的风雨，也接触不到外面的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