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那份关于李树琼和白清莲结婚的公示，就是他精心“安排”的。
那天他确实不在公共部，但他回来后的几天，从白清萍更加苍白失神的脸、偶尔红肿的眼眶、以及那种强自压抑却更显脆弱的沉默中，他知道，他的“功课”见效了。
他在用这种方式，慢慢地、不动声色地瓦解她的精神防线，磨钝她的警惕性。一个内心动荡、情绪低落的“目标”，总比一个清醒冷静、受过训练的干部要好对付。
他甚至还冒险，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将一封没有经过任何审查渠道的密信寄给了北平一个他早年知道的、与白家有生意往来的中间人地址的。
信中，他以“知情人”的口吻，声称知道白清萍的下落，可以将她安全送往长春（白家在长春有分号）。
他的条件很简单：事成之后，一百根金条，外加白家需在北平为他谋一个体面、安稳的公职或商行职务。
在此之前，他分文不取，只需白家在指定的长春报纸上，刊登一则特殊的“启事”——内容是“白老爷子（或白家某位重要人物）已抵达长春”，并在启事中按照约定，留下一个数字位置经过错乱排列的电话号码（看起来像是排版错误）。他看到这个，自然会用预先想好的方式去联系长春分号。
这是一场赌博。但他相信白家寻女心切，也相信这笔交易对白家而言不算太难。他耐心地等待着。
与此同时，他利用档案室主任的身份，开始有选择地、极其隐秘地收集和摘录一些他认为可能有价值的信息，主要是日伪时期遗留的资产清单、部分未被完全清算的潜伏人员线索（这些在国民党看来或许有用）、以及一些社会关系资料。
他把这些抄录在极小的纸片上，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他不敢碰触任何关于中共组织、人员、近期行动的情报，那些太敏感，也太危险，容易暴露，而且时效性太强，等他真能投过去，可能早已过时。
他像一只耐心的蜘蛛，在档案室的灰尘和旧纸堆里，悄悄地编织着自己的网，等待着时机。
时机终于随着国民党军队逼近的炮声到来了。
公共部里人心惶惶，撤退计划紧锣密鼓。他知道，再不动手就晚了。一旦组织开始有秩序地转移人员，白清萍很可能被按照路显明的安排送往朝鲜，那时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他选择了“埋藏机密档案”这个借口。在这样混乱的时节，这个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甚至显得他忠于职守。
他特意要求白清萍同去，一是需要她帮忙搬运和掩埋（那些箱子里确实有些废旧文件压分量，但真正的“机密”早被他调包或处理了），二是他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将白清萍带出公共部那个相对封闭的环境。
他看着白清萍听到可以外出时，眼中那一闪而过的、几乎无法掩饰的亮光，心中暗暗冷笑，又有一丝莫名的得意。
路显明这半年多来的隔离政策，效果真是“好”得出奇。它不仅让白清萍失去了与最新局势的接触，钝化了她的职业警觉，更在她心里种下了对“外面”近乎渴望的种子。这种被长期压抑后突然释放的期待，足以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她冷静判断的能力。
他赶着驴车，载着白清萍和那两个做样子的木箱，出了城，向着预先踩好点的、一个叫靠山屯的偏僻小村子而去。那里有他早先用假身份安排好的一处空房，一男一女跟他一样想过“好日子”的同伙和一辆藏在村里的、加满了油的旧汽车。从靠山屯往南，有一条小路可以相对隐蔽地绕开主要交战区，通往长春方向。
初夏的风吹在脸上，带着田野的气息。周志坤眯着眼，看着前方土路扬起的淡淡烟尘。白清萍坐在车板另一边，似乎沉浸在对久违户外光景的贪恋中，警惕性比在档案室里时低得多。
周志坤在心里默默盘算着接下来的步骤。到了靠山屯，先稳住白清萍，然后……他必须确保这个过程顺利，不能出任何意外。
白清萍是他通往新生活的“通行证”和“保证金”，必须完好无损地交到白家人手里。万一她反抗太过激烈，伤了碰了，不仅那一百根金条可能泡汤，他在北平立足的指望也会大打折扣。
他瞥了一眼身旁对此一无所知、甚至对这次“外出”带着些许解脱感的白清萍，嘴角勾起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冰冷的弧度。
路啊，是自己选的。他周志坤，这次要为自己，选一条看得见黄金与安稳的“康庄大道”了。至于身后那栋即将在炮火中飘摇的小楼，那些他曾经宣誓效忠的理想和同志……就让他们，留在过去的风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