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过头来，看着李树琼。
“毛局长敲打他，那是给他面子。换了别人，早让他滚蛋了。他也不想想，毛局长为什么护着他？不是因为他是站长，是因为现在动他，上面的人会多想。李宗仁的事刚过去，再动一个站长，别人还以为毛局长在搞清洗呢。”
李树琼没有说话。吴站长说的这些，他都知道。但他没想到，吴站长看得这么清楚。这个圆脸矮胖的天津站长，比他以为的要精明得多。
吴站长又叹了口气。那口气比刚才更长，更轻。
“李处长，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仗，打不了太久了。”
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说一个秘密。他的手指还在膝盖上敲着，一下一下的，节奏很慢。
“东北丢了，华北也悬。我在天津这些年，攒了点家底。可这家底，带不走啊。”
他苦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嘴角扯了一下就收回去了，像是在笑自己。
“门路是有，可这年头，门路也不牢靠。谭站长跟我说，您那边有办法。白家在香港、美国都有产业，路子宽。以后要是有什么机会，您别忘了兄弟我。”
他说“兄弟我”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很诚恳的东西。不是那种官场上客气的“兄弟”，是真的在求人。一个天津保密站站长，手握实权的人物，对一个晚辈说这种话，姿态已经放得够低了。李树琼明白，吴站长不是在求他，是在求他背后的那些人。
李树琼笑了笑。“吴站长说笑了。白家是白家，我是我。我也就是帮帮忙，跑跑腿。”
吴站长摆摆手，动作很急，像是怕李树琼把话收回去似的。“李处长太谦虚了。您是李将军的公子，胡长官那边也说得上话。您一句话，比我们跑断腿都强。”
他没有再说下去。他靠在椅背上，圆脸朝着舷窗，眼睛眯着，像是在看窗外的云，又像是在想什么心事。他的手指不敲了，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肚子上，拇指慢慢地绕着圈。
李树琼看着他的侧脸。这个人，在天津当了那么多年的站长，手里攒了不少东西。他也在找退路。他要的不是钱，是关系。是到了台湾以后，还能站住脚的关系。这年头，钱能带走的有限，关系才是真正的本钱。而李树琼身后，有他够不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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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飞过黄河的时候，吴站长指给他看。
从舷窗往下看，黄河像一条黄色的带子，弯弯曲曲的，在灰黄的大地上蜿蜒。河水很浑，和两岸的黄土几乎分不清界限，只有那条弯弯曲曲的线条，证明它还在流。河滩上有几个小点，大概是村庄，灰扑扑的，和大地融在一起，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吴站长说：“这就是黄河。李处长，您从北平来，过过黄河没有？”
李树琼说：“坐火车的时候过过。桥上过，看不清。”
吴站长说：“我在天津这么多年，也没好好看过。这回去天津，怕是最后一次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他看着窗外，目光有些空。窗外的黄河在慢慢往后移，越来越远，越来越细，最后变成一条细细的线，消失在灰蒙蒙的地平线里。
李树琼没有说话。两个人就这么沉默着。机舱里只有引擎的嗡嗡声，持续不断的，像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
过了一会儿，吴站长收回目光，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不像刚才那么用力。
“李处长，我这个人，嘴碎。您别见怪。”
李树琼说：“不会。”
吴站长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他的呼吸很均匀，胸口一起一伏的，圆脸上的表情很安详，像是在自家的沙发上打盹。但李树琼知道他没有睡。他只是不想说话了。那些话，说了也没用。该走的走不了，该留的留不住。说多了，反而添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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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吴站长“醒”了。
他睁开眼睛，看了一眼舷窗外面的地面，坐直了，伸手理了理领口，又把扣子扣回去。舷窗外能看见天津的地面了。一排排的房子，一条条的街道，还有冒着烟的工厂。远处的码头停着几艘船，小的大的都有，灰蓝色的海面上，船尾拖着白色的浪花。海河像一条银色的带子，穿过城市，伸向大海，河面上有桥，桥上有车，小得像蚂蚁。
飞机在天津机场降落的时候，颠簸了一下，轮子着地时发出一声闷响，机舱里的木箱子跟着晃了晃。吴站长说：“到了。”
两人下了飞机。副官把李树琼的皮箱拿下来，放在地上。天津的风比上海的大，吹过来带着一股子土腥味，还有远处工厂的煤烟味。停机坪上很空旷，只有几架旧飞机蹲在角落里，像几只缩着翅膀的老鹰。
吴站长握着李树琼的手，握了很久。他的手还是那么厚实，那么暖，但这一次，握得比刚才紧。
“李处长，后会有期。到了上海，咱们再聚。”
李树琼说：“好。吴站长保重。”
吴站长笑了笑。那笑容有些复杂，嘴角往上扯着，眼睛却眯成了一条缝，像是在忍着什么。
“保重。都保重。您跟白副站长也说一声，保重。赵仲春那边，别理他。该发财发财，该走人走人。谁还能在上海待一辈子？”
他说完，松开手，转身往车那边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朝李树琼挥了挥手。然后上了车。
车子发动了，开出机场。李树琼站在停机坪上，看着那辆车消失在机场门口。风从跑道上吹过来，带着一股子机油味，吹得他的衣角翻起来，又落下去。
他拎起皮箱，往机场外面走。
脑子里还想着吴站长刚才说的那些话。“该发财发财，该走人走人。谁还能在上海待一辈子？”这话说得直白，但说得对。赵仲春在争的那些东西，在吴站长眼里，已经是笑话了。北平都要丢了，争那点权力有什么用？争来争去，争到最后，什么都带不走。吴站长比他精明。这个人知道什么时候该争，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该找退路。
他也不知道，自己回北平，还能待多久。也许很快，他就要走了。再也不回来。
他走出机场，站在路边等黄包车。天津的天比上海灰，太阳在云层后面，模模糊糊的，像一个发白的光斑。远处有火车的汽笛声，呜呜的，拖得很长。
他把皮箱放在脚边，站在那里，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有人走得急，有人走得慢，有人笑着说话，有人板着脸赶路。他忽然想起白清萍。她现在在干什么？在训练班上课？还是在菊儿胡同等他？他想起她翻窗进来时的样子，左脚落地时微微踉跄。想起她躺在他身边睡着时的呼吸。想起她说“你别想见那些人”。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见到她。或者说，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见到那个她。
黄包车来了。他把皮箱放上去，坐进车里。
“去火车站。”
车夫拉起车，跑起来。车轮在青石板路上滚过，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街两边的房子往后退，一棵一棵的树往后退，电线杆子往后退。天津的街道和北平不一样，更宽，更直，房子也更矮。街上有穿旗袍的女人，有穿长衫的男人，有穿军装的军人，有穿着破棉袄的乞丐。
他靠在车座上，闭着眼睛。皮箱放在脚边，里面是清莲让带给白父白母的东西。几包糖果，两块衣料，一封信。他不知道白父白母还在不在蒲黄榆。也许还在。也许已经不在了。
他睁开眼睛，看着灰蒙蒙的天。
快到火车站了。他该去买票了。买一张回北平的票。回到那个不属于他的地方，回到那个他可能再也离不开的地方。
黄包车在火车站门口停下来。他给了车夫钱，拎起皮箱，走进人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