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琼看着她。她瘦了。下巴尖尖的，眼睛显得更大。眼下有青黑色的影子，但被粉遮住了，不仔细看发现不了。她坐在这间高档的咖啡厅里，穿着得体的旗袍，别着珍珠胸针，烫了头发，化了淡妆。她不是训练班的主任，不是保密站的副站长，她是一个来这里喝咖啡的女人。一个“正好心烦，出来坐坐”的女人。
他没有说话。端起自己的咖啡杯，喝了一口。凉的，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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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就这么坐着。钢琴还在弹，换了不知第几首曲子，幽幽的，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窗外的天更阴了，云层压得很低，东长安街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都低着头，像是怕雨突然落下来。马车跑过去，蹄子踩在石板上，嗒嗒嗒的，声音越来越远。
侍者过来添了一次咖啡，问要不要点心。白清萍说不要，李树琼也说不要。侍者看了他们一眼，没有多问，走了。脚步声在地毯上无声无息。那一眼很短，但李树琼看见了——她在打量他们。也许她觉得这是一对闹了别扭的夫妻，也许是别的什么。随便她怎么想。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指到五点。咖啡厅里的人换了一拨，穿西装的中年人走了，来了一对外国夫妇，男人金发碧眼，女人穿着一条碎花裙子。那对年轻男女也走了，来了一个穿旗袍的太太，一个人坐着，翻杂志，手指上的钻戒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
李树琼没有等到他要等的人。他等了一个多小时，从三点到五点。那个人不会来了。或者说，有人替他来了。
他忽然明白了。她不是正好心烦，不是出来坐坐，不是碰巧遇见。她是故意的。她知道他会来这里，知道他在等什么人，知道他要做什么。她换了衣服，烫了头发，化了妆，坐在这里，像任何一个来这里喝咖啡的女人。那个人看见她在这里，就不会出现。组织的人不会在保密局的人面前露面。这是规矩。她来了，那个人就不会来。
他应该生气。他想过很多次，如果她拦他，他会怎么跟她吵。他会说，你凭什么管我。他会说，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他会说，你毁了我最后的机会。可他看着她坐在对面，穿着那件藏青色的旗袍，别着珍珠胸针，手指在杯碟上轻轻摩挲，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他知道她为什么来。她怕他出事。怕他见了组织的人，暴露了身份，回不来了。怕他死了，清莲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她怕。他无法指责她。
他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凉的，更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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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平饭店出来，天更阴了。云层压得很低，灰蒙蒙的，像是随时要下雨。东长安街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都低着头，车夫拉着空车往回跑，轮子在石板路上咕噜咕噜地响。饭店门口的侍者帮他们拉开门，微微欠身。李树琼走出去，白清萍跟在后面。她穿着高跟鞋，走得不快，但很稳。
两个人并排走着，谁也没说话。从东长安街往西，经过王府井，又往北拐。街上很热闹，商店还开着门，橱窗里的灯亮着，照出里面花花绿绿的商品。有人在买东西，有人在讨价还价，有人站在路边说话。她走在他左边，步子不快不慢，和他保持一致。高跟鞋踩在石板路上，哒，哒，哒，一下一下的，很稳。经过一个报摊的时候，她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报纸的头版。李树琼也停了一下。她没买，继续往前走。他跟在旁边，也继续往前走。
他想说什么。想问她是不是一直跟着他。想问她是不是从出门就知道了。想问她什么时候发现的。想问她怎么知道他会来这里。但他什么都没说。那些话在嘴边转了又转，又咽回去了。他知道答案。她不会告诉他的。她会说“正好心烦，出来坐坐”。她会说“碰巧”。她不会承认她在看着他，在守着他，在堵他所有的路。她从来不会承认。她只是做。做了，也不说。
快到家的时候，她忽然开口。
“明天训练班有事，我不过来了。”
李树琼说：“好。”
她没有再说话。到了巷口，她停下来。李树琼也停下来。她站在那里，看着巷子深处。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还是不动，闷闷的，像是憋着一场雨。风从巷口吹过来，带着土腥味，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几缕。
“你进去吧。”她说。
李树琼看着她。她的脸侧着，看不清表情。那枚珍珠胸针在昏暗的光线下暗了一暗，不再闪了。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进了巷子。
走了几步，他停下来，回头。她还站在那里，看着他。两个人隔着几步的距离，谁也没动。巷子很安静，只有风从远处吹过来，把她的衣角吹起来，又放下。
然后她转身，走了。高跟鞋踩在石板路上，哒，哒，哒，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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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萍没有来。她说过的，今天不来。
李树琼一个人坐在黑暗里，等着。窗户开着，风从外面吹进来，带着土腥味和远处谁家炒菜的油烟味。巷子里有人走过，脚步声哒哒哒的，越来越远。知了又叫起来了，嘶嘶的，像是永远停不下来。他坐了很久，没有开灯。
他想起下午在咖啡厅的时候。她坐在对面，穿着那件藏青色的旗袍，别着珍珠胸针，说“正好心烦，出来坐坐”。她的手指在杯碟上轻轻摩挲，杯里的咖啡早就凉了。她看他的时候，目光很短，只是一瞥。他知道她在撒谎。他知道她什么都知道了。他只是不说。就像清莲。清莲也说“我什么都不问”。清莲也说“你忙你的”。两个女人，一个什么都不说，一个说了也是假话。她们都在替他做决定，都在替他扛。他不知道该谢她们，还是该恨自己。
他应该生气的。她断了他最后的路。那张名片还在口袋里，贴着胸口，硌着他。那个点还在，“安全，可联系”。但他再也联系不上了。那个人不会再来找他了。她来过，那个人就不会来。这是规矩。组织的人不会在保密局的人面前露面。他等了三年，等到的是她坐在对面，穿着那件藏青色的旗袍，说“正好心烦，出来坐坐”。他什么都没等到。他不能说。不能怪她。他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她怕他死。怕他暴露。怕他回不来。怕清莲等不到他。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只能坐在这里，一个人，等着天黑，等着天亮，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明天。
他摸出那张名片，放在掌心里。那个点还在，在“亚北咖啡厅”几个字旁边，像一只眼睛，安安静静地看着他。纸片已经很旧了，边角磨得起了毛，折痕处有些发白，被他贴身放了太久，已经软了，带着体温。他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名片折起来，放回内衣口袋，贴着胸口。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留着它。也许是想留一个念想。也许是想提醒自己，他还欠着什么。也许只是舍不得扔。
窗外，天快亮了。知了又叫起来了。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她今晚会来的。他想。还会坐在他旁边，还会靠在他肩上，还会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他们都不会提下午的事。她不会说“我看见你了”。他不会说“你毁了我的路”。他们只是坐着，躺着，等着天亮。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他闭上眼睛。
他听见窗户响了一声。很轻，像是风刮的。但他知道不是风。他没有睁眼。
脚步声很轻，走到床边，停了一下。然后她躺下来，在他旁边。她的呼吸很轻，很平稳。他知道她没有睡着。她也没有说话。
两个人就这么躺着，等着天亮。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