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8年10月18日
地点：北平李斌临时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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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从辽西前线回来的消息，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除了李府，李斌在北平还有一处临时官邸，在东城一条僻静的巷子里。那是一栋灰砖小楼，原是某个商人的私宅，被征用了。自从李母与李树琼离开北平后，李斌这两次从前线回来，都住那里。白清萍去过几次，每次都是公开的。
下午三点，白清萍到了那条巷子。
秋天的北平，天灰蒙蒙的，风从巷口灌进来，带着一股干冷的土腥味。墙头的枯草在风里瑟瑟发抖，偶尔有几片落叶从墙那边飘过来，打着旋，落在地上。巷子里很安静，没有行人，没有车辆，只有她自己脚步声，哒哒哒的，在空荡荡的巷子里回荡。
副官在门口等着。是个年轻的中尉，脸瘦长，眼睛很亮。看见白清萍，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侧身让她进去。白清萍走进院子。院子里有一棵银杏树，叶子黄了大半，落了一地。金黄色的，铺在青砖地上，像一层厚厚的毯子。她踩上去，发出沙沙的声音。她想起延安的那棵银杏树，想起李树琼说过的话。“等胜利了，我们每年都来看。”她没有等到胜利，他也没有。
副官领她上了二楼，在一扇门前停下来，敲了敲门。
“报告，白副站长来了。”
里面传来一个声音，沙哑的，像是很久没有喝水。“进来。”
副官推开门，侧身让白清萍进去。然后关上门，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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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很暗，窗帘拉着，只留了一条缝。阳光从那条缝里挤进来，在墙上投下一道光。李斌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穿着一件灰布军装，没有领章，没有勋章。他的头发白了大半，乱蓬蓬的，像很久没有理过。脸上的皱纹更深了，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他瘦了很多，整个人像一棵被风干了的老树。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锐利的，像刀锋。
白清萍站在门口，看着他。她想起上次见他，是在几个月前。那时候他还没有这么瘦，头发还没有这么白。辽西前线，几十万人的生死压在他肩上。他扛着，扛着，扛成了这样。
“坐。”李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白清萍坐下来。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矮桌，桌上放着一壶茶，两只茶杯。茶已经凉了，没有热气。
李斌看着她，看了几秒。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沙哑，但很稳。
“清萍，我可能没法送你去美国了。”
白清萍没有说话。她早就知道了。从李树琼被带到台北的那天起，她就知道了。李斌自身难保了，他拿什么送她去美国？他连自己的儿子都送不走。
“我知道。”她说。“我自己想办法。”
李斌看着她，目光里有东西在闪。不是愧疚，不是无奈，是一种——说不清的、压了很久的、终于可以说出来的东西。
“现在回台北还有机会。”他的声音很低。“陈长官那边，我可以打招呼。你去了，他们不会为难你。毕竟你也是保密局的人，有身份，有资历。去了，安排个闲职，总比留在北平强。”
白清萍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照在她手上，暖洋洋的。她看着那道光，想着台北。台北有李树琼，有白清莲，有孩子。她去了，算什么？她以什么身份去？李树琼的大姨子？白清莲的堂姐？还是那个从延安跑回来的女人？她去了，他们怎么相处？她每天看着他们在一起，看着他们抱着孩子，看着他们说说笑笑。她算什么？
“树琼在那里。”她开口，声音很轻。“清莲也在那里。我去了，算什么？”
李斌没有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凉的，他皱了皱眉，放下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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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安静了很久。墙上的挂钟在走，滴答，滴答，滴答。窗外的风吹过，银杏树的叶子沙沙响，落下来几片，打在玻璃上，又滑下去。
白清萍看着李斌。他的眼睛还是亮的，但眼底有一种说不清的疲惫。不是身体的疲惫，是那种——扛了太久、终于扛不住的疲惫。他在辽西，面对的是共军的主力。他能不能回来，谁也不知道。他手里的兵，还能保多久，谁也不知道。他在这里，跟她说“回台北还有机会”，可他自己的机会呢？他有没有给自己留机会？她不知道。
“清萍。”李斌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你自己决定。但记住，活着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