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清萍看着他。“您呢？您怎么办？”
李斌苦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嘴角扯了一下就收回去了。“我？我是军人。军人只有两条路——打赢，或者打输。打赢了，活着。打输了，死。”他顿了顿。“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死了也没人记得。”
白清萍没有说话。她想起李树琼。他要是听见父亲说这种话，会怎么想？她不知道。她只知道，李斌是真的老了。不是年纪的老，是心老了。他打了半辈子仗，赢了半辈子，现在要输了。他知道自己要输了。他只是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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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萍站起来。
“李将军，我该走了。”
李斌也站起来。他站起来的动作很慢，扶着椅背，慢慢直起腰。他的腿在发抖，但她装作没看见。他走到她面前，伸出手。白清萍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瘦，骨节突出，但握得很紧。
“清萍。”他说。“对不起。我答应你的事，没能做到。”
白清萍的喉咙发紧。她想说“没关系”，想说“您尽力了”，想说“我不怪您”。但她什么都说不出来。那些话在嘴边转了又转，像嚼了太久的药片，苦得咽不下去。她只是摇了摇头。
李斌松开她的手，转过身，走到窗边。他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刺得白清萍眯起了眼睛。他站在窗前，背对着她，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金黄色的叶子在风里飘落，一片一片的，像下着一场金色的雨。
“银杏叶黄了。”他轻声说。“又一年了。”
白清萍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肩胛骨在军装上。那时候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肩章上的将星闪闪发光，坐在主位上，笑眯眯的，不怒自威。她叫他“李将军”，他笑着说“叫叔叔就行”。现在，他站在窗前，头发白了，背驼了，瘦得像一把干柴。她忽然觉得，他也会死。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但总有一天。也许在战场上，也许在台北，也许在一个她不知道的地方。他会死，像所有人一样。
她转身，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
“李将军。”
李斌没有回头。“嗯。”
“您也保重。”
李斌没有说话。他站在窗前，看着那棵银杏树。风吹过来，把几片叶子吹进了屋里，落在地板上，金黄色的，像碎了的金子。
白清萍拉开门，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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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里很安静。她的皮鞋踩在地板上，声音很响。副官在楼梯口等着，看见她出来，点了点头。她下了楼，走出院子。银杏树的叶子还在落，铺满了青砖地。她踩着那些叶子，沙沙沙的，一步一步，走到门口。
巷子里还是那样安静，风从巷口灌进来，凉凉的。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砖小楼，窗户拉着窗帘，看不见里面。李斌还在楼上，站在窗前，看着那棵银杏树。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在想辽西的战事，也许在想李树琼，也许在想他这辈子打过的大大小小的仗。也许什么都没想。只是站着，看着叶子落下来。
她转过身，走进巷子。步子很稳，每一步都一样长。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没有理。她想着李斌刚才说的话。“活着最重要。”他说得对。活着最重要。不管在哪儿，不管以什么身份，活着就好。她必须活着。活着等他回来。活着等那个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的孩子长大。活着，哪怕不知道能活多久。
她走出巷口，阳光照在她脸上，刺得她眯起了眼睛。街上人来人往，有人走得急，有人走得慢，有人笑着说话，有人板着脸赶路。她站在街边，看着那些人，忽然觉得很远。他们不知道锦州丢了，不知道东北完了，不知道北平也守不住了。他们只知道明天要上班，后天要交房租，下个月孩子要上学。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但他们活得比她踏实。
她深吸一口气，往保密站的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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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白清萍回到住处。
她没有开灯。她坐在床边，抱着膝盖，把下巴搁在膝盖上。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板上，一片银白。她想着李斌今天说的话。“我可能没法送你去美国了。”她从来没指望他送。她只是没想到，他会亲口说出来。他老了。他真的老了。他不是那个在书房里拍着桌子说“我管不住他，你帮我看住他”的李斌了。他是站在窗前，看着银杏叶飘落，说“又一年了”的老人。
她想起他最后说的那句话。“对不起。我答应你的事，没能做到。”他没有对不起她。他给了她机会，是她自己没走。她放不下李树琼。她放不下。哪怕知道他在台北，在白清莲身边，她还是放不下。她不知道自己算什么。她只知道，她必须活着。活着，才有机会。活着，才能等到那一天。等到了，她就不走了。
她躺下来，面朝天花板。那道裂缝还在，从东边延伸到西边，像一条干涸的河。她把手放在小腹上，轻轻地。她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孩子。也许有，也许没有。她只知道，她必须活着。活着等他回来。活着等那个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的孩子长大。
她闭上眼睛。耳边仿佛响起李斌的声音。“活着最重要。”她会的。她会活着。不管多难，她都会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