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航的人,”他背对着白清萍,声音有些闷,“我联系过了。他们开价很高。需要大量金条。”
白清萍说:“抢了银行就有了。”
赵仲春转过身,看着她。台灯的光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看不清楚,但白清萍看得见他眼底的恐惧。
“你怕了?”她问。
赵仲春没有回答。他走回来,坐下来,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
“不是怕。”他说。“是——不知道能不能成。”
白清萍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她说:“不成,就死。反正留在这里也是死。”
赵仲春苦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嘴角扯了一下就收回去了。“你说得对。留在这里也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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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白清萍回到住处。
她没有开灯。她坐在床边,脱了鞋,把脚缩到床上。她抱着膝盖,把下巴搁在膝盖上。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板上,一片银白。她想着今天在火车站看到的那群人。他们也在逃,也在想办法离开。他们有的有钱,有的没钱。有的能走,有的走不了。她不知道他们中多少人能成功。她只知道,她必须成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那几百个人。她答应了他们,要带他们走。
她躺下来,面朝天花板。那道裂缝还在,从东边延伸到西边,像一条干涸的河。她把手放在小腹上,轻轻地。她想起孟老中医说的话。“恐怕很难有孩子了。”没有孩子也好。没有孩子,她就不用担心他会不会被抓,会不会被枪毙。没有孩子,她无牵无挂。死了,也就死了。
她翻过身,面朝墙。墙是白的,什么都没有。她伸出手,摸着冰冷的墙壁。一下一下的。
她想起赵仲春今天的样子。他的手指在发抖,他的声音沙哑,他的眼睛里有恐惧。他不是在怕抢银行,不是在怕毛人凤,是在怕死。他怕死,但她不怕。她已经死过一次了。在松江,在冰天雪地里,她以为自己会死。她没有死。从那天起,她就不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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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快亮了。她没有睡着。她坐起来,拉开窗帘。窗外,巷子里空空的。那盏坏掉的路灯还在,在风里晃着。她看着那盏灯,看了很久。然后她躺下来,闭上眼睛。
天亮的时候,她站在镜子前面,梳好头发,化了一层淡妆。镜子里的女人,穿着藏青色的旗袍,头发扎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得体的淡妆。看不出疲惫,看不出恐惧,看不出任何异常。
她对着镜子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推开门。
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她还要去训练班。还要见赵仲春。还要在所有人面前装作若无其事。她不能让人看出任何异常。她必须平静。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她心里知道,什么都不一样了。新保安完了,三十五军完了,傅作义完了,北平也快了。她必须抓紧。抢银行,包飞机,带几百个人逃出北平。
她走出巷口,经过那个早点铺子。豆汁儿和焦圈的味道飘过来,热腾腾的。她没有停。她继续往前走,步子很稳。
她推开办公室的门,走进去,关上门。坐下来。打开抽屉,拿出那张名单。她看着那些名字,看了很久。然后她拿起笔,继续做标记。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名单上,白得刺眼。她低下头,继续写。
赵仲春推门进来,没有敲门。他站在门口,看着她。
“白副站长。”
白清萍抬起头。
“时机到了。”他说。“不能再等了。”
白清萍放下笔,站起来。“好。”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再说话。窗外的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暖洋洋的。但他们的心里,是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