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9年1月6日
地点：北平蒲黄榆白清莲父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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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萍出门前，在镜子前面站了很久。
她换下了那件藏青色的旗袍，穿了一件灰布棉袍，是赵叔老伴的旧衣裳，洗得发白了，袖口磨出了毛边。头发打散了，在脑后扎了一个低低的髻，用一块深蓝色的头巾包住。脸上没有化妆，还抹了一层灰，把皮肤弄得暗了一些。她在镜子前照了照，镜子里的女人，像一个四十来岁的、普通的北平妇女。她满意了，又有些不满意——她怕白父白母认不出她，又怕别人认出了她。
她走出保密站的时候，门口的便衣多看了她一眼，但没有拦。她低着头，快步走过巷口，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走了一段，回头看了看，没有人跟着。她放慢脚步，拉紧了棉袍的领口。北平的冬天，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
蒲黄榆在城南，从前门大街坐黄包车要半个多钟头。她没有叫车，走着去的。一路上经过许多胡同，有的她还认得，有的已经变了模样。那些墙上的标语，有的被刷掉了，有的被新的覆盖了，灰一块白一块的。街上的人不多，偶尔有几个行人走过，都低着头，行色匆匆。她走得不快，但步子很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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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莲父母家在一个窄巷子的最深处。院子不大，五间青砖瓦房，是白云瑞给他们置办的。白清萍上一次来，是几年前了。那时候她刚从松江回来，被软禁在白家大院，哪里都不能去。后来能出去了，她又不敢来。怕连累他们，怕被保密站的人盯上，怕给他们惹麻烦。今天她来了，化了妆，穿了别人的旧衣裳，像一个普通的来串门的中年妇女。
她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门开了。白母站在门后，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正在扫院子。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棉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她看着白清萍，愣了几秒，没有认出来。
白清萍低声说：“婶子，是我。清萍。”
白母的手一松，扫帚掉在地上，啪嗒一声。她的嘴张开了，又合上，又张开。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她伸出手，拉住白清萍的手，声音颤抖着：“清萍？你怎么来了？危险啊！”
白清萍握住她的手，感觉到她的手在抖。“我来看看你们。清莲和孩子在台北，很好。”
白母拉着她往里走，一边走一边朝屋里喊：“老头子，快出来！清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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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父从屋里出来，手里还拿着老花镜。他比几年前老了很多，背驼了，头发也全白了，走路的步子慢了许多。他看着白清萍，嘴唇动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清萍？快进屋，快进屋。外面冷。”
白清萍跟着他们走进屋里。屋里很暖和，炉子烧得旺旺的，炉膛里的火苗舔着壶底，水壶盖轻轻跳着。桌上摆着几碟剩菜，一碗小米粥，还有半块馒头。白父白母正在吃早饭，显然是被她打断了。白母拉着她坐在炕沿上，自己坐在旁边，手一直没松开。
“清萍，你怎么瘦成这样了？”白母的眼泪又下来了。“你一个人在外面，吃不好睡不好，清莲知道了该多心疼。”
白清萍心里发酸，但没有哭。她笑了笑。“我没事。清莲在台北很好，孩子也好。她天天忙着开辅导班，教那些军官太太们的孩子。树琼也在台北，在警备司令部上班。你们放心。”
白父在旁边听着，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拿起桌上的烟袋，装了一锅烟，点着了，吸了一口。烟雾在屋里飘散，混着炉火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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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母擦干眼泪，忽然想起什么。“清萍，天意回来了。”
白清萍的手顿了一下。“天意？他不是在上海吗？”
“从上海回来了。”白母的声音低了下去。“他说他要留下来，等北平解放。我们劝他，劝不动。他铁了心的。”
白清萍沉默了一会儿。白天意，白清莲的弟弟。她在北平见过他几次，还是在李树琼的家里。那时候他还是个高中生，瘦瘦高高的，戴着眼镜，不太爱说话。她记得他对李树琼有敌意，觉得姐夫是国民党的人。现在他回来了，从上海回来了，要等北平解放。
“他不住这儿？”白清萍问。
白母摇了摇头。“他住厂里。在一家机械厂做工，说是学技术。”她的声音更低了。“他说，共产党来了，要建设新中国。他不想走，他要留下。”
白清萍听着，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想起自己在延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相信未来，相信胜利，相信新中国。她信了那么多年，后来回来了，回到了国民党这边，回到了保密局。她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背叛。她只知道，她活着。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天意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吗？他不怕？”白清萍问。
白母叹气。“知道。他说他知道。他说国民党要跑了，北平要解放了。他盼着那一天呢。”
白清萍没有再劝。她知道自己也劝不动。白天意年轻，有理想，有热血。他相信的东西，她曾经也相信过。她不能说他是错的，也不能说他是对的。她只是说：“让他小心。别出头。”
白母点了点头，眼泪又掉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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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萍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放在桌上。“这是清莲让我带给你们的。一点钱，还有一些补品。你们身体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