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一个月。”
程荣愣了一下，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但很快压下去了。他点点头。“处长您忙，处里的事我盯着。”
李树琼没有看他，大步往外走。
上了车，车子往南苑机场开。
李树琼坐在后座，皮包放在膝盖上。他看着窗外，看着北平的街道一截一截地往后退。前门大街，天桥，永定门。他在这座城市待了三年多，从冬天到夏天，从夏天到冬天。他以为自己会走，没想到走得这么急。
他想起白清萍。昨天晚上，他们在安全屋里。她靠在他怀里，说“我不想走了”。他说“那就留在这里”。天快亮的时候，她睡着了。他轻轻松开手，坐起来，穿好衣服，出了门。她不知道他今天会走。他也不知道。他甚至来不及告诉她一声。
车子拐过一个路口，他看了一眼后视镜。后面跟着一辆黑色的轿车，不远不近，保持着距离。保密站的人。他们从警备司令部就跟上了。他走了，他们也要看着他走。他忽然想，也许这样也好。他不需要告诉白清萍。这个消息，最多半个小时，包括白清萍在内的北平保密站都会知道。警备司令部情报处长李树琼，突然请假离平，飞往上海。赵仲春会知道，周深会知道，毛人凤也会知道。她也会知道。
她会怎么想？她会不会觉得他不辞而别？会不会觉得他丢下她一个人走了？会不会觉得他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他想起昨天晚上，她躺在他怀里，说“我想留在这里”。他答应了。他答应她，会回来。可他没有告诉她，他今天就要走。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
车子开到南苑机场。停机坪上停着一架军用运输机，发动机已经在轰鸣了。梁主任站在舷梯事处的主任，五十多岁，圆脸，笑眯眯的，看起来像个普通的生意人。但李树琼知道，这个人替父亲处理过很多不方便出面的事。
“李处长，快上飞机。”梁主任迎上来，没有多余的寒暄。
李树琼上了飞机。机舱里很简陋，两排帆布座椅，中间堆着几个木箱子。他坐下来，把皮包放在脚边。梁主任坐在他对面，系好安全带，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他。
“这是您母亲和夫人的新住址。她们还在上海。到了以后，您直接过去。”
李树琼接过来，看了一眼，折好放进口袋。他立刻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甚至父亲连从来不告诉自己的备用地址都动用了。
飞机开始滑行。舷窗外，北平的土地在往后退。灰色的城墙，灰色的街道，灰色的房子。他看见了南苑机场的大门，看见了门口那辆黑色的轿车——保密站的人还在那里，没有走。他们看着他走。飞机升起来了，地面越来越远。北平变成了一张灰色的地图，方方正正的，像一块旧棋盘。鼓楼看不见了，什刹海看不见了，菊儿胡同看不见了。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昨天晚上。白清萍站在门口，月光在她身后。她走过来，抱住他，把脸埋进他的胸口。她说“我不想走了”。他说“那就留在这里”。他答应她会回来。他一定会回来。
他在心里说：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可他心里没有底气。他不知道这次走，什么时候能回来。也许一个月，也许一年，也许再也回不来了。
飞机穿过云层，阳光从舷窗照进来，刺得他睁不开眼。他用手挡住光，看着窗外白茫茫的云海。云层的，什么都没有。
他想起白清萍说给自己准备的那条路——美国大使馆，延安时期的情报，美国人的保护。
他当时以为她只是在安慰他，在给他一个念想，让他不要那么绝望。
现在他忽然开始欺骗自己去百分之百相信这一点——也许那不是安慰。也许她真的准备好了。她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她说能走，就是真的能走。她说美国人愿意接收她，就是真的愿意。她不会骗他。从来不会。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飞机在云层上面飞，嗡嗡嗡的，像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他不知道上海等着他的是什么，不知道母亲和清莲怎么样了，不知道孩子长多大了。他只知道，他必须回去。带她们走。去香港，去美国，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
然后，他再回来。回来找她。带她一起走。这是他对她的承诺。他不能食言。
飞机往南飞。北平越来越远。
李树琼睁开眼睛，看着舷窗外白茫茫的云。他的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张折好的名片。亚北咖啡厅。那个点还在。他没有扔掉。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留着它，也许是想留一个念想，也许是想提醒自己，他还欠着什么。
飞机颠簸了一下。梁主任在对面打盹，头一点一点的。李树琼把名片拿出来，看了一眼。那个点还在，“亚北咖啡厅”几个字旁边，像一只眼睛，安安静静地看着他。他把名片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
他把名片折好，放回口袋。然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他想起白清萍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昨晚说的，是更早之前。在画舫上，在湖边，在菊儿胡同的黑暗里。她说了很多话，有些他记得，有些他忘了。但有一句，他记得很清楚。
“我知道我不走，你也不会走。所以哪怕没有毛局长的命令，到时候，我也跟你一同离开。”
他相信她。她从来不会骗他。她说会跟他一同离开，就一定会。他只需要回去，带上清莲和孩子，然后回来找她。四个人，一起走。
飞机继续往南飞。北平在身后，越来越远。他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