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琼把信封递给她。她接过，放进包里。然后她看着他，看了很久。
“树琼。”
“嗯。”
“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对不起我？”
李树琼没有说话。他的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白清莲笑了笑。那笑容很轻，很淡。“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心里有她，也有我。你哪个都放不下。”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包。“我以前想过，如果有一天她来了，我们三个人一起过。我姐姐，我不会跟她争。可后来——”她抬起头，看着李树琼。“后来我生了平北，我就不这么想了。我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只有你，我，平北。三个人。不是四个。”
李树琼伸出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暖。
“清莲。”
“你不用说了。”白清莲摇摇头。“我知道你做不到。你也别勉强自己。你给她回电报，我让你回。她来了，我会对她好。但你要记住——”她看着他的眼睛。“你是我丈夫。平北的父亲。这个家，是你的家。”
李树琼的喉咙发紧。他把她拉过来，抱在怀里。她的身体很暖，很软。她把脸埋进他的胸口，手抓住他后背的衣服。两个人就这么抱着，站在榕树下。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洒在两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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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莲去邮局了。李树琼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抽着烟。
他想着白清萍的回电。“银杏叶黄了，很漂亮。”她平安。她还在等他。他想着白清莲拟的电报。“我等你来。”她在等她来。她在告诉他：我不怪你，我等你。她也在告诉白清萍：你是我的姐姐，我等你来。我们是一家人。她比他大度。她比他勇敢。她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她只是等。等他从北平回来，等他从上海回来，等他从白清萍身边回到她身边。她等到了。可她等到的，是一颗分成两半的心。
他把烟按灭，又点了一支。月光还没有出来，天快黑了。他看着院子里的榕树，想着北平的银杏叶。金黄色的，落了一地。他在延安的时候，对白清萍说过：“等胜利了，我们每年都来看。”他没有做到。他在北平的时候，对白清莲说过：“我会回来的。”他也没有做到。他答应过的事，一件都没有做到。他算什么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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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莲回来了。她走进院子，手里空空的，信已经寄出去了。她走到李树琼面前，看着他。
“寄了。”她说。
李树琼点点头。
白清莲在他旁边坐下。两个人并排坐着，看着院子里的榕树。天黑了，路灯亮了，昏黄的，照在叶子上，泛着光。远处有虫子在叫，细细的，密密的。
“树琼。”
“嗯。”
“你说，她会来吗？”
李树琼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
白清莲靠在他肩上。“我希望她来。她一个人在北平，太苦了。来了，至少有个家。”她顿了顿。“虽然这个家，不是她的。”
李树琼伸出手，揽住她的肩。他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白清萍会来吗？她来了，这个家还是家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欠她们两个。一辈子都还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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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孩子睡了。白清莲在屋里缝衣服，李树琼一个人坐在廊下。月光从叶缝间漏下来，洒在地上，碎碎的。他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
他想起白清萍的回电。“银杏叶黄了，很漂亮。”她在北平，一个人，面对着赵仲春，面对着训练班，面对着那个他回不去的地方。她告诉他，她平安。她告诉他，她想他。他收到了。他看懂了。可他什么都做不了。他在这里，在台北，在一栋日式平房里，被监视，被跟踪，被关在笼子里。他连一封电报都要通过白清莲的手发出去。他算什么？
他想起白清莲拟的电报。“我等你来。”她在等她来。她在告诉他：我不怪你。她在告诉白清萍：你是我的姐姐，我等你。她比他大度。她比他勇敢。他配不上她。他配不上她们两个。
他把烟按灭，站起来，走回屋里。白清莲已经躺下了，面朝孩子，手搭在孩子的被子上。月光从纸门透进来，照在她身上，她的轮廓很柔和。他在她旁边躺下来，伸出手，揽住她的肩。她动了动，靠过来，把脸埋进他的胸口。她的呼吸很轻，很平稳。他闭上眼睛。耳边仿佛响起白清萍的声音。“我会等你的。不管多久。”又响起白清莲的声音。“我等你来。”他不知道该听谁的。他只知道，他必须活着。活着，才能还。活着，才能等到那一天。等到了，他也许能还清。也许还不清。但他会试。
天亮之前，他没有睡着。他听着白清莲的呼吸，听着窗外的虫鸣，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天亮的时候，他听见院子里有人走动的声音。保密局的特务，在巡逻。
他坐起来，拉开纸门。阳光照进来，刺得他睁不开眼。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他还要去办公室，坐在那张空荡荡的桌子后面，等着下班。他还要在这里活下去。为了清莲，为了孩子，为了母亲。也为了她。为了有一天，能回去找她。也为了有一天，她能来。
他站起来，穿上衣服，走出房间。白清莲醒了，在屋里给孩子喂奶。他听见她轻声哼着摇篮曲，声音柔柔的，像春天的风。
他站在廊下，看着那片陌生的天空。想着北平。想着那个他回不去的地方。想着那封电报。想着她会不会来。
他深吸一口气。
会的。她会的。他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