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8年10月23日
地点：白清萍住处、北平某中医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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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事来了。
那天早上，白清萍在黑暗中睁开眼睛，感觉到小腹一阵坠痛。她伸手摸了摸，手指上沾了淡淡的血迹。她躺了一会儿，没有动。窗外的天还没亮，巷子里很安静，只有风从墙头吹过去，把枯藤吹得沙沙响。她把手收回来，放在胸口。心跳很快。
推迟了二十多天，终于来了。
她松了一口气。不是怀孕。她没有怀孕。她不用逃跑，不用躲藏，不用在赵仲春的眼皮底下提心吊胆。她可以继续留在这里，留在训练班，留在保密站，留在北平。继续等。等李树琼回来，等战争结束，等那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明天。
可她又有些失落。不是怀孕。她没有怀孕。那天晚上，在安全屋，她没有用安全套。她以为那是最后一次。她以为他走了就不会回来了。她以为她再也见不到他了。她想留下点什么。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孩子，没有他的痕迹，没有那个也许会长得像他的小生命。什么都没有。她躺了很久，然后坐起来，擦干净，换了衣服。动作很慢，很轻。她不想弄出声音，不想让监视她的人听见，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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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她没有去训练班。
她给赵仲春打了一个电话，说身体不舒服，请一天假。赵仲春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说：“白副站长好好休息，训练班的事我让人盯着。”声音很客气，但她听得出那客气底下的试探。她说了声谢谢，挂了电话。
她换上便装，穿了一件素色的旗袍，外面罩了一件深灰色的薄呢大衣，头发披着，没有化妆。她照了照镜子，镜子里的人脸色很差，苍白，嘴唇没有血色，眼睛
她没有去保密站的医务室，也没有去公立医院。她去了东城一条僻静的巷子，找到了一家老中医诊所。门面不大，一块旧木匾，上面写着“悬壶济世”四个字，漆皮剥落，笔画有些模糊。这家诊所是白家认识的，白清萍小时候生病，白家的人常带她来这里。老中医姓孟，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脸上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他是白清萍伯父白云瑞的朋友，白清萍叫他孟伯伯。
孟老中医戴着老花镜，给她把了脉。他的手指搭在她手腕上，很轻，很稳。把了很久，然后放开，看了她一眼，目光里有东西在动。不是惊讶，是那种——早就知道、只是不忍心说的什么。
“清萍，”他开口，声音很慢，“你身体里的寒气太重了。是不是早年受过冻？”
白清萍沉默了一下。“是。在松江的时候，被绑在驴车上，冻了一天一夜。”
孟老中医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他在处方笺上写了几行字，写得很慢，一笔一画的。写完，把笔放下，看着白清萍。“我开几副药，你回去吃着。能调理，但——”他顿了顿，“恐怕很难有孩子了。”
白清萍的手在膝盖上微微收紧。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很白，很瘦，骨节突出。她看了很久。
“我知道了。”她说。声音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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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诊所出来，白清萍站在巷口，手里拎着几包草药。阳光照在她脸上，有些刺眼。她眯起眼睛，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有人走得急，有人走得慢，有人笑着说话，有人板着脸赶路。
她站在人群中，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树。她想起在松江被绑架的那天。天很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她被绑在驴车上，手脚都冻僵了，嘴唇裂开了，血凝在嘴角。她以为自己会死。她没有死。她活了下来。可她的身体冻坏了。从那天起，她每年冬天手脚都是冰凉的，小腹总是隐隐作痛。她以为只是怕冷，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她知道了。她可能永远都不会有孩子了。
她深吸一口气，走进人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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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住处，她把草药放在桌上，没有煎。她坐在床边，脱了鞋，把脚缩到床上。她抱着膝盖，把下巴搁在膝盖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板上，一片金黄。她看着那道光，想着孟老中医说的话。“恐怕很难有孩子了。”很难。不是不可能，是很难。也许这辈子都不会有了。她今年二十八岁。再过两年，三十了。再过几年，连很难都没有了。她这辈子，可能真的不会有孩子了。
她想起李树琼。他有了孩子。平北，白白胖胖的，会叫爸爸了。他在台北，抱着孩子，看着孩子笑。她在这里，一个人，抱着膝盖，想着自己永远不会有孩子。她后悔吗？她不知道。如果她没有参加军统，没有去延安潜伏，没有在冰天雪地里被绑在驴车上，她也许早就结婚了，生孩子了，像清莲一样，当母亲了。可她没有。她选了这条路。选了军统，选了去延安潜伏，选了李树琼。选了这条没有回头路的路。她不后悔。她只是有些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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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