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8年11月2日
地点：北平某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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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片是中午送到的。
白清萍在办公室里吃饭，一碗小米粥，半个馒头。她吃得很快，没有尝出味道。门卫老张敲了敲门，探进半个身子。“白副站长，有您的明信片。”她接过来，看了一眼。正面是北平的风景，前门大街的黑白照片，灰蒙蒙的，像隔了一层雾。翻过来，上面只有一行字：“老地方见。”没有署名，没有日期。但她认得这笔迹。杨汉庭。
她把明信片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然后放进抽屉里，锁上。她端起粥碗，喝了一口。粥已经凉了。她放下碗，看着窗外的阳光。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桌上投下一道一道的光影。她看着那些光影，看了很久。她在想，去不去。去，是冒险。杨汉庭是保密局的通缉犯——至少名义上是。他是已经“死”了的人。如果被人看见她和他在一起，赵仲春会怎么想？毛人凤会怎么想？她不敢想。不去，杨汉庭冒险送来明信片，一定有重要的事。他不是一个会无缘无故冒险的人。她站起来，拿起包，走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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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在前门大街附近的一条巷子里，门面不大，招牌上写着“凡尔赛”三个字，漆皮剥落。白清萍来过一次，是杨汉庭上次约她的地方。她推开门，一股热腾腾的咖啡香扑面而来。里面七八张桌子，铺着格子桌布，桌上摆着小花瓶，插着绢花。客人不多，靠窗坐着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在看报。角落里坐着一对年轻男女，低着头说话。
杨汉庭坐在最里面的角落，背对着门。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白衬衫，没有打领带。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不是上次那副圆框的，换了一副。他面前摆着一杯咖啡，已经凉了，没有喝。他的手指在杯沿上轻轻摩挲着，一下一下的。
白清萍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她没有说话，杨汉庭也没有说话。两个人就这么坐着，隔着那张小小的圆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桌上，照在那杯凉了的咖啡上。白清萍看着杨汉庭的脸。他又瘦了。颧骨更高了，眼窝更深了，下巴尖得像一把刀。他的脸上有一种说不清的疲惫，不是没睡好的疲惫，是那种——扛了太久、快要扛不住的疲惫。
杨汉庭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睛还是亮的，但眼底有一种东西，她以前没见过。不是恐惧，不是绝望，是——托付。像一个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交出去、再也不打算拿回来的人。
“我不是‘平津一号’。”他开口，声音很低，很低。“那个人，连我都不知道是谁。”
白清萍看着他，没有说话。她早就猜到了。从李树琼告诉她杨汉庭还活着的那天起，她就猜到了。如果他是“平津一号”，毛人凤不会让他这样冒险。他不会这样狼狈。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想活的人。
“那你回来干什么？”她问。
杨汉庭苦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嘴角扯了一下就收回去了。“我想活着。我想脱离保密局。”
白清萍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阳光照在她脸上，暖洋洋的。她看着杨汉庭，看着他那张瘦削的、疲惫的、快要撑不住的脸。她想起李树琼说过的话。杨汉庭托他传话，让他告诉白清莉，他还活着。李树琼没有做到——他来不及，就被送去了台北。现在，杨汉庭又来找她了。一个老牌特工，不会轻易托人。一旦托了，就是知道自己可能活不长了。他在托孤。把最后的话，托给能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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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杨汉庭的声音更低了，低得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我‘死’了。你告诉清莉，那是假的。”
白清萍看着他。她想起白清莉。那个在台北，一个人，瘦得下巴尖尖的女人。她等了他那么久。她以为他死了，又知道他活着。她在等。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回来的人。现在，他在托她传话。告诉她，如果他再“死”一次，还是假的。不要信。继续等。
“你自己去跟她说。”白清萍说。
杨汉庭摇了摇头。“我联系不上她。台北那边，保密局盯得太紧。我一露面，就完了。”
白清萍没有说话。她看着杨汉庭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她没见过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绝望，是——哀求。一个从来没有求过人的男人，在求她。
她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她只是说：“你自己小心。”
杨汉庭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点了点头。他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放在桌上，压在咖啡杯样。但白清萍看得出，他在撑着。他的肩膀绷得很紧，像是怕自己会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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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汉庭走了。白清萍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没有动。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桌上，照在那张皱巴巴的钞票上。她看着那张钞票，看了很久。她想起杨汉庭刚才的样子。他的手指在杯沿上摩挲着，一下一下的。他的眼睛看着窗外，看着街上的行人，看着那些他不知道还能看多久的东西。他在托她传话。他怕自己回不去了。他怕白清莉等不到他。他怕她信了保密局的通报，以为他真的死了。所以他托她，托了两次。一次托李树琼，一次托她。他是一个老牌特工，从来不相信任何人。现在，他信了。不是因为他相信他们，是因为他没有别人可以信了。
白清萍端起那杯凉了的咖啡，喝了一口。苦的。很苦。她放下杯子，站起来，走出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