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8年11月5日
地点：北平南苑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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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仲春派白清萍去南苑，是让她“了解军方情报”。
“李将军的部队从辽西撤回来了，”赵仲春在办公室里对她说，声音压得很低，“你去看看情况。多少人，多少枪，还能不能打。回来跟我说。”白清萍看着他，没有说话。她知道赵仲春在想什么。他在给自己找后路。如果李斌的部队还能打，他也许可以跟着李斌跑。如果李斌的部队打不了了，他就要另想办法。她只是他的一颗棋子，替他去看，去听，去探路。
“好。”她说。
赵仲春点了点头，又补了一句：“白副站长，你跟他熟。有些话，你问得出来，我问不出来。”
白清萍没有接话。她转身走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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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白清萍到了南苑。
南苑在北平城南，原本是驻军营地，一片一片的灰砖平房，操场很大，跑道很长。现在，营地里挤满了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卡车、大炮、军用吉普，横七竖八地停在空地上。士兵们三三两两蹲在墙根下，有的抽烟，有的发呆，有的裹着军大衣睡觉。没有人操练，没有人喊口号，连哨兵都站得歪歪斜斜。军装是脏的，脸上是黑的，眼睛是空的。
白清萍下了车，副官在门口等着。还是那个年轻的中校，脸瘦长，眼睛很亮。但今天他的眼睛里没有光，只有疲惫。他敬了个礼，没有说话，侧身让她进去。
营地里的路坑坑洼洼，积着泥水。白清萍走得很慢，皮鞋上溅了泥点。她看见几辆卡车停在路边，车斗里坐着士兵，没有人说话。一个军官蹲在车轮旁边，用刺刀在地上画着什么，又抹掉，再画，再抹。她跟着副官走到一栋平房前面。门开着，里面传来咳嗽声，很重，像是要把肺咳出来。
副官敲了敲门。“报告，白副站长来了。”
咳嗽声停了。过了一会儿，里面传来一个声音，沙哑的，像是砂纸磨过木头。“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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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萍推开门，走进去。
房间不大，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摊着地图，压着几块石头，边角卷起来了。墙角堆着几个木箱子，上面放着搪瓷缸和半包香烟。窗帘拉着，光线很暗。李斌坐在行军床上，穿着一件灰布军装，没有领章，没有勋章。他的头发全白了——不是花白，是全白。乱蓬蓬的，像很久没有理过。脸上的皱纹更深了，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他瘦了很多，整个人像一棵被风干了的老树。
白清萍站在门口，看着他。她想起上次见他，是在他的临时官邸。那时候他坐在窗边，看着银杏叶飘落。他的头发白了大半，但还没有全白。现在，全白了。辽西前线，几十万人的生死，几十天的日夜煎熬，把他的头发熬白了。
“坐。”李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白清萍坐下来。李斌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他皱了皱眉，放下缸子。他的手指在搪瓷缸上轻轻摩挲着，一下一下的。搪瓷缸上的红漆字已经磨掉了大半，只能隐约看出“奖”字的半个轮廓。
“东北完了。”他开口，声音沙哑，像是在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华北也快了。”
白清萍没有说话。她看着李斌的脸。他的眼睛还是亮的，但眼底有一种说不清的疲惫。不是身体的疲惫，是那种——扛了太久、终于扛不住了的疲惫。他在辽西，面对的是共军的主力。他能不能回来，谁也不知道。他回来了。可他带回来的，不是胜利，是一支打残了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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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什么打算？”白清萍问。
李斌苦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嘴角扯了一下就收回去了。“走一步看一步。”
白清萍看着他。她知道他在敷衍。他不是没有打算，是不能告诉她。她是谁？保密局北平站副站长，赵仲春的人。他告诉她，赵仲春就知道了。赵仲春知道了，毛人凤就知道了。他不能说。她也没有再问。两个人沉默着。窗外的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凉凉的，带着一股泥土和铁锈的气味。
李斌忽然开口。“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可能要被调去援救张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