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8年11月8日
地点：台北草山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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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像一潭死水。
李树琼每天早晨七点起床，穿上军装，坐公共汽车去“省警备总司令部”。办公室还是那间，桌子还是那张，桌面还是空荡荡的。他坐下来，泡一杯茶，翻开报纸。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从社论看到广告。看完，茶凉了。他再泡一杯，然后坐着，等中午。中午去食堂吃饭，饭菜寡淡，他吃得很快。下午再泡一杯茶，再翻开报纸，再看一遍。然后等着下班。五点，他站起来，拿起包，走出办公室。坐公共汽车回草山。一天结束了。第二天，重复。
没有人找他，没有事做，没有目标。他像一个被人遗忘的棋子，放在棋盘角落，落满了灰。他知道这是监视，也是惩罚。建丰同志不信任他，陈长官也不信任他。他们把他放在这里，让他发霉，让他腐烂，让他忘记自己曾经是谁。他不会忘记。他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阳光，想着北平。想着菊儿胡同的那棵老槐树，想着那扇永远开着一条缝的窗户，想着白清萍翻窗进来时左脚落地的微微踉跄。他想着这些，才能熬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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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树琼越来越轻闲，白清莲却忙起来了。
辅导班终于开课了。谭夫人帮忙借了一间教室，在市区，离草山不远。白清莲和顾小佳每天早出晚归，教那些军官太太们的孩子国文、算术、英文。学生不多，只有十几个，但白清莲很认真。她备课到深夜，在煤油灯下一笔一画地写教案，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给孩子喂完奶，匆匆吃了早饭，拎着包出门。
李树琼反而成了家里最清闲的人。李母周氏和刘妈带孩子，赵叔做杂务，保密局的特务在偏房里待着。他除了抱孩子，无事可做。孩子在他怀里，睁着黑亮的眼睛看着他，小手抓着他的衣领，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他抱着孩子，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榕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洒在孩子脸上。孩子笑了，露出两颗小牙。他也笑了，但笑容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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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他抱着孩子出了门。
草山的路弯弯曲曲，两边种着榕树和椰子树。他走得不快，孩子在他怀里睡着了，小脸靠在他肩上，嘴角流着口水。他沿着山路往上走，走到一个岔路口，拐进一条小路。路越来越窄，两边的树越来越密。他走着走着，忽然看见前面有一道铁丝网。
铁丝网很高，上面挂着警示牌。他停下来，看着那道铁丝网。里面是一片树林，树林深处隐约能看见几栋房子。他正要转身，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站住。什么人？”
他回过头。两个穿便衣的年轻人走过来，手插在口袋里，目光警惕。李树琼抱着孩子，站在原地，没有动。
“我住山下，出来散步。”
其中一个便衣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他怀里的孩子，正要说什么，另一个便衣忽然开口。“李处长？”
李树琼看着他。
“我是刘少将的部下。刘少将在重庆见过您。”便衣的语气缓和了一些。“这里不能进去。您请回吧。”
李树琼点了点头，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透过铁丝网，透过树林，他瞥见远处一个人影。一个中年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衫，站在一棵大树照片上见过，在报纸上见过。张学良。被关押了十几年的少帅。
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个背影，看了很久。风吹过来，凉凉的。孩子在他怀里动了动，哼了一声，又睡着了。
他转过身，继续往回走。步子比来时慢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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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他把孩子交给李母周氏，一个人坐在廊下。
他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雾在阳光里飘散，一缕一缕的。他想着刚才看见的那个背影。张学良。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然后他就被关起来了。从大陆关到台湾，从青年关到中年，从中年关到——他还要被关多久？没有人知道。也许一辈子。李树琼忽然感到一阵深深的恐惧。不是害怕，是那种——看见了自己的未来的恐惧。他会不会也落得如此下场？被关在一个地方，一年，两年，十年，一辈子。没有人来看他，没有人来救他。他只能等着，等死。
他苦笑了一下。自己这个想法太可笑了。以他的身份，怎么可能有张少帅那么好的待遇？张学良是一级上将，是委员长的拜把兄弟，是改变历史的人。他是什么？一个中校，一个从延安跑回来的叛徒，一个被建丰同志当成人质的棋子。他最多是被扔进监狱，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秘密甚至公开处决了。没有人会在意，没有人会记得。他只是一颗被用完了就扔掉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