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烟按灭，又点了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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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写日记。
不是因为他想写，是因为他需要做点什么。哪怕只是记录一些琐事，也好过什么都不做。他买了一个笔记本，黑色封皮，硬壳。每天晚上，等白清莲和孩子睡了，他坐在矮桌旁边，在煤油灯下写。他写今天天气如何，写孩子会爬了，写白清莲的辅导班收了几个学生。他不敢写任何敏感的内容。不敢写北平，不敢写白清萍，不敢写杨汉庭。不敢写他对建丰同志的不满，不敢写他对未来的恐惧。他写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成为将来的罪证。他不知道这本日记会不会被人翻出来，会不会有人拿去解读、分析、定罪。他只知道，他必须活着。活着，就不能留下把柄。
他写得很慢，一笔一画的。写完，合上笔记本，锁进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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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莲注意到他经常发呆。
晚上，她坐在他旁边，看着他。他坐在廊下，看着院子里的榕树，一动不动。月光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看不清楚。
“树琼。”她轻声说。
他回过神。“嗯。”
“你是不是有心事？”
李树琼看着她。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很亮。他想说没有。但他说不出口。他有心事，一直都有。从北平到上海，从上海到台北。他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空荡荡的桌面，想着北平的那个人。他每天走在草山的路上，看着陌生的街景，想着他回不去的地方。他每天抱着孩子，看着孩子的笑脸，想着他可能永远无法给孩子一个安稳的未来。他怎么能没有心事？
“没有。”他说。“就是有点累。”
白清莲看着他，看了很久。她没有再问。她只是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她的手很暖。她知道他在骗她。但她没有说破。她只是握着他的手，和他一起看着院子里的榕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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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会爬了。
李平北趴在榻榻米上，小屁股一拱一拱的，手脚并用，往前爬。他爬得不快，但很执着。爬几步，停下来，抬头看看，然后又爬。李母周氏跟在后面，弯着腰，双手护着，嘴里念叨：“小祖宗，别摔了。慢点，慢点。”孩子不理她，继续往前爬。爬到纸门旁边，停下来，伸手去抓纸门。纸门被他抓了一个洞，他高兴地笑了，露出两颗小牙。
李母周氏又气又笑。“这孩子，跟他爹小时候一样，淘气。”
李树琼坐在旁边，看着孩子的笑脸。他也想笑，但笑不出来。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BJ的老宅子里，也是这样爬来爬去，把纸门抓得稀烂。那时候他不知道，几十年后，他会坐在台北的日式平房里，看着自己的孩子做同样的事。他也不知道，他的孩子将来会怎样。会在台北长大，会说台湾话，会忘记北平。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潜伏者，曾经在延安的窑洞里发过誓，曾经在北平的深夜里等过一个女人。他什么都不会知道。也许这样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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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孩子睡了。白清莲在屋里备课，煤油灯的光照在纸门上，映出她的影子。李树琼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
台北的星星很亮。比北平的亮，比上海的亮。亮得有些不真实。他看着那些星星，想着北平的夜空。北平的星星是灰蒙蒙的，隔着一层雾，像隔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这里的星星太亮了，亮得让人心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心慌。也许是因为太亮了，亮得没有遮掩。也许是因为他看见了张学良的背影，看见了自己可能的未来。也许是因为他每天都在等，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明天。
他想起白清萍。她在北平，在保密站，在训练班。她也在看星星吗？北平的天灰蒙蒙的，也许看不见星星。她只能看见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云，灰蒙蒙的城墙。她只能看见那些她不想看见的东西。他想起他给她写的信。上一封是清莲拟的电报，他写了，寄了。她没有回。他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回。也许是不能回，也许是不想回，也许是不知道该怎么回。他不能问她。他只能等。
他转身走回屋里，在矮桌旁边坐下。他铺开信纸，拿起笔。先给父亲写。这是母亲吩咐的，每隔几天就要写一封，报平安。他写得很短，只有几行：“父亲大人安好。儿在台北一切平安。母亲身体康健，平北会爬了，清莲的辅导班开课了。请父亲保重身体。”写完了，装进信封。然后他铺开另一张信纸，想了很久。
他提笔，只写了一行字：“台北的星星很亮。”
他写得很慢，一笔一画的。他知道她看得懂。“星星很亮”就是“我想你”。“台北的”就是“我被困在这里，看得见，摸不着”。她一定看得懂。他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下北平保密站的地址，写下“白清萍副站长收”。字写得很工整。他把信封放在桌上，看着它，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点了一支烟。
月光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很亮。他想着白清萍。她会不会回信？她会不会看懂？她会不会也在看星星？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必须写。写了，才有希望。不写，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