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清萍没有回答。她转身，走到门口，拉开门，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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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回办公室。她去了医务室。
医务室在走廊尽头，一间小小的房间，门开着。医生姓孙，四十多岁，圆脸，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他是保密站的老人了，从军统时期就在这里。他看见白清萍进来，站起来。
“白副站长，哪里不舒服？”
白清萍关上门，走到他面前。“给我两片氰化钾。”
孙医生的手停了一下。他看着她，看了几秒。然后他低下头，打开药柜，从最里面拿出一个小瓶子。他用镊子夹出两片白色的药片，放在一张白纸上，包好，递给她。
“白副站长，”他的声音很低，“您想好了？”
白清萍接过纸包，放进口袋里。“想好了。”
孙医生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低下头，继续整理药柜。
白清萍转身要走，孙医生忽然开口。
“白副站长。”
她停下来。
“赵站长一个月前就来拿过了。”
白清萍的手在口袋里微微收紧。她没有回头，拉开门，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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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办公室，她锁上门。
她坐在椅子上，把那个纸包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桌上。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纸包上，白得刺眼。她看着那个纸包，看了很久。
氰化钾。两片。够了。足够让一个人死得干干净净，没有痛苦，没有挣扎。赵仲春一个月前就拿过了。他也在准备。准备随时死。他怕死，但他更怕被抓住。被抓住了，生不如死。她也是。她不怕死。她只是不想死在这里。不想死在赵仲春前面，不想死在毛人凤手里，不想死在那个她等了那么久的人回来之前。她把纸包拿起来，放进口袋里，贴着胸口。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风从树梢吹过去，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有人在哭。她站在窗前，很久没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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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白清萍回到住处。
她没有开灯。她坐在床边，脱了鞋，把脚缩到床上。她抱着膝盖，把下巴搁在膝盖上。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板上，一片银白。她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个纸包。纸包很小，很轻，但她觉得它很重。重得她拿不动。
她把纸包拿出来，放在枕头旁边。然后躺下来，面朝天花板。那道裂缝还在，从东边延伸到西边，像一条干涸的河。她看着那道裂缝，想着赵仲春说的话。“你说，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不想死。她还有事没做完。她还在等一个人。她答应了杨汉庭，要传话给白清莉。她答应了李树琼，要等他回来。她不能死。
她翻过身，面朝墙。墙是白的，什么都没有。她伸出手，摸着冰冷的墙壁。一下一下的。
她想起孙医生说的话。“赵站长一个月前就来拿过了。”赵仲春也在准备。他比她更怕。他怕死，但他更怕被抓住。他手里沾了那么多血，被抓住了，死得更惨。所以他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死。她也是。但她不想用。她希望永远用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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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月光在天花板上移动，从东边移到西边。她没有睡着。她睁着眼睛，看着那道光。她想起训练班的那些学员。他们也在害怕。他们也在找退路。有人跑了，有人还在等。等什么？等死？等活？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不能跑。她是副站长，是训练班主任。她跑了，赵仲春会抓她，毛人凤会杀她。她只能等。等北平解放前，等傅作义与中共的谈判结果。
她翻过身，面朝天花板。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很亮。她把那个纸包从枕头旁边拿起来，攥在手心里。纸包很小，很轻，但她的手在发抖。她深吸一口气，把纸包放回口袋。然后把手放在小腹上，轻轻地。
她想起孟老中医说的话。“恐怕很难有孩子了。”没有孩子也好。没有孩子，她就不用担心他会不会被抓，会不会被枪毙。没有孩子，她无牵无挂。死了，也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