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8年4月28日至5月2日
地点：前门火车站、警备司令部、菊儿胡同李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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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前门火车站。
出站口人潮涌动，扛着行李的脚夫、接站的家人、叫卖的小贩挤成一团。李树琼站在电报房门口，点了一支烟，目光在人群里慢慢扫过。
早班车从上海来的旅客正在出站。穿长衫的商人，拎着皮箱的官员，抱着孩子的妇人，一个一个从他眼前走过。有人行色匆匆，有人东张西望，有人和接站的亲人拥抱寒暄。
他等的人还没出现。
这个人叫丁高程，四十出头，中等身材，手里会拿一份《申报》。见面暗号是——“今天天气不错”，答——“适合赶路”。
刘文斌在长途电话里说得很简单，因为两个人只敢在外面的电话里说这些，就没敢说太详细。
李树琼吸了一口烟，继续看着人群。
几分钟后，一个穿灰色长衫的男人从出站口走出来。他走得不快，目光也不东张西望，只是随着人流慢慢往外走。右手边，果然拿着一份折叠的报纸——《申报》。
那人长相普通，放在人群里绝对认不出来。但李树琼的目光在他身上多停了一秒——因为那人的走路姿势，和普通人不太一样。每一步都踩得很实，重心压得很低，像随时准备应对什么。
练家子。
李树琼把烟按灭，迎上去。
两人擦肩而过时，李树琼低声说：“今天天气不错。”
那人脚步不停，同样低声回答：“适合赶路。”
李树琼点点头，继续往前走。那人跟在后面，保持着几步的距离。
两人一前一后，出了火车站，拐进旁边的一条巷子。巷子里有家茶馆，门面不大，招牌也旧了，里面人不多。李树琼进去，要了个雅间。那人随后跟进来，关上门。
雅间里只有一张方桌，几把椅子。窗户对着巷子，能看到外面的动静。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山水画，角落的茶几上放着两盆快要枯萎的兰花。
两人坐下。
李树琼打量着对面的人。
丁高程，四十岁左右，长相确实普通，眉毛稀疏，眼睛不大，鼻梁也不挺，放在人群里绝对记不住。但那双眼睛，和普通人大不一样——看人的时候，不是看，是瞄。像鹰一样，飞快地扫一眼，就把人记住了。他的手也很特别，指节粗大，虎口有老茧，是常年玩枪的人。
“李处长？”丁高程先开口。声音不高，带着点江湖气，但咬字很清楚。
李树琼点点头。
“刘文斌让我来的。”丁高程说，“他说你这边有事，让我帮忙。两条黄鱼，先付一半。”
李树琼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放在桌上，推过去。
“两根金条。事成之后，再给两根。”
丁高程拿起布包，掂了掂，打开看了一眼，又包好，揣进怀里。动作很快，很熟练，一看就是经常做这种交易的人。
“东西呢？”
李树琼从另一个口袋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也推过去。
“七个人。照片，住址，活动规律。都在里面。”
丁高程接过信封，抽出里面的东西，一张一张看。他看得很仔细，每张照片都盯几秒，然后把资料扫一遍，有时候还眯起眼睛，像在记什么。
“周晓敏……”他念出一个名字，手指在那张照片上点了点，“这个女的是重点？”
李树琼说：“对。其他人是赵仲春安排的眼线，但这个周晓敏，主动找过白副站长，说自己是赵仲春的人。真假难辨，需要查清楚。”
丁高程点点头，把资料收好。
“赵仲春。”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嘴角露出一丝古怪的笑。
那笑容很淡，但李树琼看见了。不是普通的笑，是那种带着恨意的、冷冰冰的笑。
李树琼问：“你认识他？”
丁高程没直接回答，把信封揣进怀里，往后靠了靠。
“刘文斌来的时候跟我说了，你是冲着赵仲春去的。”他顿了顿，“我跟他有仇。正好报仇与挣钱两不误。”
李树琼愣了一下。
“什么仇？”
丁高程笑了笑。那笑容还是淡淡的，但眼睛里没有笑意，只有一种很冷的光。
“以后再说。现在说了，怕你不敢用我。”
李树琼看着他，没说话。
丁高程站起来。
“三天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给你第一个消息。”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
“李处长，你放心。我丁高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管什么仇，活儿一定干漂亮。”
门关上。
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李树琼坐在那里，点了一支烟。
丁高程和赵仲春有仇？什么仇？刘文斌知道吗？这个人可靠吗？
他不知道。
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烟雾在雅间里飘散，一缕一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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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也就是5月1号，李树琼到达警备司令部，已经快十点了。
李树琼走进办公室，程荣正在外面整理文件。看见他进来，程荣殷勤地站起来，脸上堆着那种熟悉的笑。
“处长，您回来了。上午有人找您，我说您出去办事了。”
李树琼问：“谁？”
程荣说：“保密站那边来的，说是联合情报组的后续事情。我让他下午再来。”
李树琼点点头，进了办公室。
关上门，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联合情报组李黑子也没干多久，十多天就撤了，因为陈继承觉得这个结构没有达到他的目的。